■段伟文

自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已实现从技术突破向全要素赋能的关键跃升，形成了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等整体优势，在人工智能发展、治理和全球合作方面已构筑起先发优势。

基于这一背景，面对人工智能加速迭代和国际竞合态势的复杂骤变，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总结多年来中国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10年我国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加速推进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建设的路线图。

“人工智能+”行动的制胜之道

从战略意图上看，《意见》不仅是继“互联网+”之后又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部署，更是我国应对全球智能化竞争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从中可以解读出我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制胜之道。

第一，我国独有的“+”这一战略框架思想背后的系统思维和整体思想在其中得到进一步凸显。不论是围绕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开展重点行动，还是从模型、数据、算力、应用、开源、人才、政策法规、安全等方面强化基础支撑，无不体现了统筹国内和国际、兼顾发展与治理的全局观念与总体智慧。

立足系统思维和整体思想，我国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不仅高度关注技术层面的加速创新和剧烈竞争，而且将科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视为一个整体，以加快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的构建为整体目标。一方面，立足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双向赋能这一基本思路，“人工智能+”行动被寄予厚望，成为推动产业重构、释放经济潜能、塑造新质生产力乃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智能基座的总体战略行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行动还将致力于促进生产与生活范式变迁、生产力革命与生产关系变革、全球智能化竞争新格局、人机关系等社会价值体系的全面重构。

更进一步而言，“人工智能+”行动中蕴含的系统思维和整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优势。这使得我国能更加冷静地面对创新瓶颈、发展短板和关键技术“卡脖子”等严峻挑战，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中越来越有战略定力、发展韧性和应变智慧。

第二，这一行动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所独有的试验探索精神。在“加快科学大模型建设应用”“加快农业数智化转型升级”“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等表述的背后，是大量实质性的调查研究、试验探索和应用部署。同时，从《意见》鼓励青年人才“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无人区’”到倡导“培育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可以看出，经过这几年人工智能加速创新发展，国家对推动原始创新越来越有信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19年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到不久前公开征求意见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管理服务办法（试行）》，一系列文件的出台表明，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和安全风险，短短几年间，人工智能治理完成了从树立理念到管理服务的迭代。正是这些试验探索，使中国人工智能研发者和管理者得以更好把握其发展治理的趋势和规律，为我国在全球合作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和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

亟待深化科技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

在《意见》中，系统思维和整体思想最为突出的体现，是在首要重点行动“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中，除了“加速科学发现进程”“驱动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和效能提升”外，还明确提议“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中进一步强调：“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伦理规范等方面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机理，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理论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可以说，在国家战略层面，这是第一次基于智能社会的构建，围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描绘如此精细的蓝图。

作为科技创新头雁和新质生产力引擎的人工智能，正在全面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价值体系与认知方式，决定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和未来文明的走向。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不仅是科技问题，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伦理等方方面面，呈现为一系列综合性、系统性和总体性的重大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人工智能已突破人类认知边界并可能超越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哲学革命和思维方式变革。

面对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挑战和颠覆性变革，必须系统探究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其中十分根本但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的影响、智能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构建等跨学科问题。

首先，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的巨大冲击，探讨技术加速迭代过程中智能体等新的认知主体对人类认识的影响，对人工智能思维、心理、行为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一方面，尽管人工智能在学习人类知识和经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即使是顶尖研究者也难以完全理解其算法的不透明性和模型幻觉等问题，对于智能本质和超级智能是否可能等终极问题也存在分歧。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是掌握人工智能时代话语权的关键。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凸显了算法、数据、模型和智能体等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目前，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思维方式决定了技术如何介入现实、影响社会，并塑造我们对未来的认知。在构建人机协同的全新智能生态的过程中，理解并调节人工智能在思维、认识、心理、情感方面的影响，日益成为提升全社会人工智能素养的关键，亟待科技与哲学社会科学联手展开深度研究。

其次，人工智能具有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双重属性，正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波及整个人类社会的颠覆性社会实验，其健康、有序发展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亟待展开相关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深度嵌入社会结构、政治秩序、文化生态、法律制度、伦理体系乃至文明形态，人工智能早已超出科技革命的范畴。应在增加科技与哲学社会科学对话的基础上，尽快全面推进有组织的、系统的、前瞻的跨学科研究，并将其作为构建面向智能文明长远发展的智能向善理论体系的关键。

这些亟待展开的综合性研究不仅关乎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制度重塑中的话语权与引领力，更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以负责任、可持续、公正包容的方式驾驭这一文明变革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工智能研究促进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