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生

当前，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紧跟政策热点或社会热点做研究。以“自主知识体系”为例，截至2025年8月31日，知网上收录的“篇名”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文章多达1210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在这1000余篇论文中，既有在普遍意义上探讨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也有在一级学科意义上探讨的，甚至还有一些研究深入到二级学科。换言之，国内有关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可谓“全覆盖、无死角”。而且，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就发生在最近两三年内。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几年大火的电影《流浪地球》中的一个词“饱和式救援”，即为了确保目标实现而不计成本投入远超所需资源的救援方式。套用到本文，可以用“饱和式研究”来概括短时间内不计成本地对一个热门主题进行狂轰滥炸式研究的现象。

生成机制

探究饱和式研究的生成土壤，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学术评价体系的量化倾向。现行评价体系如职称晋升、绩效考核、人才“帽子”评选等通常过度量化，强调短期内的项目数量或级别、经费数额、核心或顶刊论文发表量、成果批示或采纳等显性指标。显然，热点领域“变现”快，更容易发表、更容易获得项目、更容易满足考核要求。在这种量化评价体系下，学者们纷纷追逐“热点”，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饱和式研究。相对而言，冷门基础研究明显“吃亏”，它需要长期积累、风险高、成果产出慢且可能不易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在现行评价体系中处于劣势。

其次是学者对应用性研究的青睐。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对社会和国家有实际的用处，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这种文化基因影响下，人文社科学者更倾向于从事有用的、立竿见影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很容易将大部分学者的目光引向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热点议题，进而造成研究选题的同质化和研究内容的饱和化。此外，政府和公众也期待学术界能提供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这种强烈的外部需求会引导研究资源向“痛点”“热点”集中。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部委和地方政府项目等往往紧密围绕重大现实问题设定选题指南。这种科研资源配置机制，再加上学者们的研究取向，无疑会助长饱和式研究的生成。

最后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结构性压力。这种结构性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发表与认可的压力。学术期刊为提高引用率，往往会对新兴热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给予更多关注和发表机会；学者们为了快速建立学术声誉、获得同行认可，往往会第一时间追踪热点并快速发声，否则就可能掉队。二是“学术潮流”与模仿效应。面对海量文献，学者，尤其青年学者倾向于选择已有大量研究基础、资料相对丰富、方法论相对成熟的热点领域作为切入点，降低研究风险和成本；同时，当其他学者看到同行因研究某热点而快速获得项目、发表、晋升和声誉，会产生强烈的模仿和跟随效应。这两股压力都易催生饱和式研究。

负面效应

当政策热点或社会热点出现时，饱和式研究往往随之发生。追踪热点本身没有错，它有助于提升研究的社会相关性，避免学者们自娱自乐、闭门造车。但问题是，当大部分学者停下手头原有的研究，一窝蜂地追热点，其负面效应也就随之而来。

其一，学术质量滑坡。饱和式研究往往追求速度和数量，代价是研究深度与严谨性的削弱。例如，研究设计趋于简化，理论构建流于对政策话语的复述或套用既有框架，缺乏原创性的概念提炼与批判性反思。其结果是大量“学术快消品”充斥学界——表面繁荣却内容同质、思想贫瘠。这不仅浪费学术资源，而且导致针对中国复杂实践的理论解释长期停留在表面，难以形成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原创知识体系，造成实质性的“理论空心化”。

其二，学科生态失衡。在饱和式研究的背后，资源与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少数热点领域，这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学术生态失衡。基础理论研究、冷门方向、长周期探索性课题因缺乏“热度”而面临经费萎缩、人才流失、发表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形扭曲了学科的自然生长，抑制了多元化学术脉络的生成。同时，热点领域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会引发恶性竞争，导致低水平重复研究泛滥，真正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创新思想或因非主流而被埋没，或因需要长期钻研而被边缘化。

其三，学者发展陷阱。对年轻学者而言，被迫卷入饱和式研究构成“发展陷阱”。为满足“非升即走”或职称晋升等严苛考核要求，他们不得不优先选择能快速产出的热点议题，牺牲个人长期学术志趣与深度研究方向。这不仅可能导致其学术身份模糊、难以形成独特专长，更在职业早期就强化了功利导向的学术习惯。对资深教授而言，卷入饱和式研究可能稀释其学术领导力，损害学术声誉，甚至因仓促研究面临数据、方法或结论上的伦理争议。

其四，社会服务效能弱化。表面上看，饱和式研究形成的一个原因是“经世致用”的思想。但由于前面提到的几点原因，饱和式研究模式下生产的知识未必真正“有用”。事实上，在当前的热点研究中，不少论文难以触及复杂社会问题的深层结构与矛盾根源，提出的对策建议往往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景方案。更严重的是，方法论缺陷或结论偏颇的研究一旦被政策采纳，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负面后果。此外，学术界过度依附政策话语，丧失独立批判视角，使其难以担当起社会“清醒头脑”的角色，无法为决策提供真正具有预警性、反思性的多元智力支持，长远来看，反而会损害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包容性。

超越之道

当下，我国人文社科学界特别强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背后反映的是对原始创新的强烈渴望。需要承认，我们研究中所采用的基础理论，绝大部分为外国学者提出来的。显然，饱和式研究恐难以实现原始创新的目标。因为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往往意味着不走寻常路，而且很大概率是一条未知之路、冒险之路、孤独之路。因此，在追求原始创新的征途中，不太可能出现饱和式研究的现象。鉴于此，我们亟须改革以超越当前愈演愈烈的饱和式研究模式。

第一，重塑学术评价体系。现行评价体系过度依赖论文数量、项目经费、期刊等级等易量化指标。改革须建立多维分类评价机制。其一，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分类评价。基础理论探索重点考察其概念创新性、逻辑严密性、学科奠基价值及长期影响力；应用对策研究则侧重政策转化实效、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及跨学科整合度。其二，推行代表作制度。推行代表作制度是破除“唯论文、唯数量”学术积弊的关键改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降低数量权重，要求学者提交1~3项标志性成果，由国际和国内同行评议其原创贡献。其三，鼓励长周期研究。长周期研究是指需要多年甚至数十年持续投入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学术探索，其核心在于尊重知识生长的自然规律，允许学者在长期专注中沉淀思想、反复验证、孕育原创。这要求高校延长评价周期，建构“时间友好型”评价体系。

第二，优化资源配置机制。资源高度向政策热点倾斜是饱和式研究生成的物质温床。改革必须优化学术资源配置：其一，设立长周期的“种子基金”。政府和学校为原创设想提供小额启动资金，允许“高风险、高潜力”课题试错。同时，对重大理论攻关项目给予10年期资助，免除中期考核的发表压力。其二，建立冷门领域保护机制。对濒危学科及非主流学派实施定向资助，避免知识谱系断裂。其三，完善学术期刊选题机制。当前，学术期刊热衷于刊发热点文章，这极不利于学术成果的百花齐放。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和学术公器，亟须改变“热点依赖症”，推动学术生产从“追逐流量”回归“创造知识”。这既需要期刊建立更严苛的学术筛选机制，也需国家层面通过评价改革切断热点与资源的强制关联。

第三，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文化。原始创新往往是一条未知之路、不确定之路。因此，营造一种自由探索、宽容失败的学术文化，对于打破饱和式研究模式极为重要。改革可以考虑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重构学术交流生态。减少以项目申报、成果汇报为目的的形式化会议；支持创办跨学派对话期刊，刊登交锋观点而非共识性论述。二是培育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生态。借助各类媒体平台，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传播宽容失败的理念，以典型案例的表彰和宣传为抓手，扭转社会普遍存在的以成败论英雄的错误认知。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