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多1944年出生，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进步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雷册渊

从1965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算起，王恩多已经在生化领域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她不仅在酶与核酸相互作用这一科研方向上做出了杰出贡献，更凭借自强自立的精神和对妇女事业的关注，成为当代女科学家的代表。

“三八”妇女节前夕，我们走近这位女院士，聆听她的故事。

两位女性“偶像”，为我种下了科学的种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个人命运与家国大义深刻地纠结在一起。正是在那样的岁月中，1944年，王恩多出生于“陪都”重庆，直到6岁时，全家才随父亲的工作调动迁回山东。

山东诸城相州历来名人辈出，王氏家族更是“家声赫然，冠海岱间”，王统照、王愿坚、王希坚等文化名人均出于此。王恩多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曾留学苏联中山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母亲毕业于当时著名的曲阜二师，是一名老师。

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王恩多的父母对她却没有过高的要求，尊重天性、顺其自然就是王家的教育理念。

正由于此，王恩多在中学时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能从传统文人家庭走上科学之路，王恩多说，还要归功于自己的两位女性“偶像”。

解放周末：听说您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为了多读书，甚至自荐到山东省图书馆担任儿童服务员。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中，您是怎样将兴趣锁定在科学上的呢？

王恩多：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世界经济地理地图，我特别爱看。那本地图图文并茂，很吸引人，比如讲军舰，拥有量多的国家，地图上就标一个大的军舰图示，拥有量少的就标一个小军舰，粮食、石油也是如此。当时的中国什么样呢？除了人口一项的图示是最大的，其他的图示都很小。每次我看的时候就在想，我们总得赶上去啊！

怎么赶呢？初中时，我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两本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与技术》，我每期都看，发现科学是真正对社会有推动力的，对国家和百姓都大有好处，于是慢慢对它产生了兴趣。还有一本书也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居里夫人传》。读完这本书后，居里夫人就成了我的偶像，我特别向往将来能成为一位像她一样的女科学家。

解放周末：对您来说，居里夫人是一位遥远的“偶像”，而在生活中也有一位对您影响至深的人——您的表姨妈、我国著名植物细胞学家吴素萱。

王恩多：是的。1955年，她发现了植物体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象，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新见解，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家里人常拿着报纸说三姨妈又得了什么什么科学奖，我就觉得，她真了不起啊！

后来我才知道，她不仅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更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毅然选择回国，成为西南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她的确是就在我身边的“偶像”。

解放周末：她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激励了您，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交往中的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王恩多：我高考时，因为招生错漏，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就读。因为自己一直都有考取研究生、继续科研之路的愿望，就经常写信给三姨妈，跟她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困惑，她也每封必回，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

1965年，我有幸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当时，中科院所有新生都要集中到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科大一分部）学习哲学和英语，那里离三姨妈在北大的家很近。三姨妈一生未婚，又很喜欢孩子，我没事就会去她家和她做伴，对她的认识也是那时候才生动丰满起来的。

三姨妈是非常理性、严谨的。科学家都有自己做事的一套方式：她总是提早5分钟到办公室，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几点出门、乘哪一班公交车都是固定的。有一次见她缝被子，我担心她上了年纪看不清楚，就说我来帮你。她说不用。原来她把4根线的长度都测量好了，线缝完被子也就缝好了。她就严谨到这个程度。

三姨妈非常敬业。好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还听见她房间里的打字机敲个不停。那时请她去国外做报告的人很多，她都拒绝了，因为她觉得出国太耽误时间。“我在做什么工作，人家可以通过我的论文知道，这就够了。”她总是这么说。

他们这代科学家总是很谦虚。记得有一次，我拿着一句很难的英文句子去请教三姨妈，她怕出错，让我去请教住在楼下的饶毓泰伯伯。饶伯伯是我们国家的物理学泰斗，留美多年，他看了又让我把书留下，第二天他再问问在美国待得更久的弟弟。这件事我印象很深。这些大师成就再高，也不会觉得自己真的精通了什么。学无止境，这就是科学研究的精神。

为了探求科学真理，而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由于历史原因，王恩多有两次研究生求学经历，而正是这并不平坦的求学之路，让她幸运地遇到了两位“人生导师”。

1965年，本科毕业的王恩多考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师从我国著名酶学专家邹承鲁先生。入学不到一年，“文革”开始。1968年，中科院所有研究生都被派到天津小站农场锻炼，王恩多也不例外。在农场锻炼一年半后，她回到研究所工作。1975年，为了解决她与丈夫两地分居的问题，组织上将她调回山东任教。

1976年底，王恩多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所出差时，遇到了时任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教授，他告诉王恩多：“你可以复学，到这里来做我的学生。”

尽管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王恩多拿到了补发的毕业证书，但对科研割舍不下的她还是选择了重考一次。1978年，34岁的王恩多第二次考取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生，成为王应睐的学生。

有人说，王恩多的名字暗含着“师恩多多”。的确如此。邹承鲁、王应睐两位先生留给她的远不止师恩这么简单，老一辈科学家艰苦治学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胸怀，更对王恩多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放周末：您在许多场合都曾表达过对邹承鲁、王应睐两位老师的怀念和感激。在您看来，他们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王恩多：两位老师的恩情是数也数不清的，他们对我的关爱和在科研之路上给我的指引让我感念至今。现在想来，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两位老师对科研的坚持，更是他们留给我和后来人的宝贵财富。

记得我在读王应睐先生的研究生时，曾因研究需要赴京数月，在邹承鲁先生所在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做实验（1970年，邹承鲁被调到北京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那时，上海生化所的实验大楼刚刚建好，实验室的条件在国内是最好的，每层楼都配有一个冰库。到了北京我发现生物物理所的条件差了很多，全所分布在8个地方，被人们笑称为“八大处”，后来又增加了5个，变成“十三陵”了。邹先生的实验室在动物所的五楼，而实验所需的荧光仪却放在要走20分钟的另一幢楼的四楼上，冰库也很远。所以每次做实验，我都是在上海纯化好酶，再带到北京去。可邹先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突破，1979年还在顶级期刊《Nature》上发表了论文。现在想想，多不容易啊！

解放周末：和过去相比，如今的科研条件和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今天看来，老一辈科学家艰苦治学的精神有何意义？

王恩多：邹先生一生获得过2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次二等奖，他最后一次获奖是在78岁高龄的时候。科研生命如此之长，能这样坚持下来的科学家并不太多。他做科研，就是想把科学问题搞清楚、揭示生命的奥秘，所以才能保持这样的激情。

王应睐先生也是这样。他是我国现代生物化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个大项目的协作组组长。在他去世前十年，我们都在同一个课题组，几乎天天见面。他曾多次谈到，胰岛素人工合成时二硫键拆合的关键问题是以邹先生为首的一批科学家解决的，这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奠定了基础。在他8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要为他申报科学奖，他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得这个奖有什么用啊？

两位老先生就是这样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和利。现在，我还常常跟年轻学生们讲他们的故事，因为我始终认为，做学问首先要热爱、要有好奇心；其次态度要端正，你得真正是为了探寻某个科学问题而来的；还有就是要诚实。如果做不到这几点，你给他的荣誉越多，他越是会带坏一批人，早晚是要出问题的。一场“翻身仗”打了七八年，不坚持是绝对打不下来的

1992年深秋的一个午后，王恩多拎着行李走出巴黎机场，乘火车前往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研究所，和外国同行开展合作研究。

彼时，没有人知道，就在那年夏天，48岁的王恩多被诊断为乳腺癌。为了不耽误刚刚起步的新项目，王恩多在接受完肿瘤切除手术一周后就出了院。四个多月后，她像正常人一样出现在法国的实验室里，像常人一样用放射性同位素进行实验。直到多年后，在一次闲聊中，当时一起合作的法国研究员才得知王恩多那时的身体状况，直摇头说“不可思议”。

认识王恩多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她。无论是姨妈吴素萱，还是邹承鲁、王应睐两位恩师，他们教给王恩多的，都是对科研的坚持。也正是因为这种“从未想过放弃”的坚持，才让王恩多带领课题组填补了中国在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空白，并取得突破，让世界生物化学界为之瞩目。

解放周末：您长期从事酶与核酸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氨基酰-tRNA（转移核糖核酸）合成酶及其相关tRNA的研究。您会怎样向非专业人士介绍您的研究？

王恩多：蛋白质、核酸、脂类等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础物质。每个细胞都有蛋白质合成系统，要产生正确的蛋白质，就需要正确的“生产原料”和“生产模板”，核糖体则是合成的机器。氨基酰-tRNA就是合成蛋白质的原料，它携带氨基酸和与模板配对的反密码子，在核糖体上合成蛋白质。氨基酰-tRNA是由氨基酰-tRNA合成酶这一类酶催化合成的，它们产生的正确的氨基酰-tRNA保证了遗传基因翻译为蛋白质的正确性。否则细胞功能异常，对人而言就会导致疾病。比如，如果神经细胞中的蛋白质不对，就可能产生神经性疾病；如果心脏细胞的蛋白质不对，就可能产生心脏疾病。我们还发现了这类酶本身有一个“校正系统”，它能把错误的氨基酸去掉，能够尽可能地让细胞内合成蛋白质的原料是正确的。

反过来，如果我们破坏了某些病原菌的氨基酰-tRNA合成酶，病原菌也会被杀死，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可以设计新型抗菌素。研究越深入，你就越会觉得生命真是太奇妙了，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乐趣。

解放周末：在“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领域里，让中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一直是中国科学家们的愿望。今天，这个心愿可说是基本实现了。但最初起步时，似乎并不容易？

王恩多：1991年，我接到任务，开始着手于王应睐先生交给我的“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的课题研究。当时因为这个课题本身难度很大，之前组里仅有的3位副研究员都离开了，研究工作已经停滞了近三年，要人没人，要经费没经费，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我带着两个研究生和两三个工作人员从最基础的配制测定的试剂开始做起。那时我们一年只有3万元的研究经费，加上国家重点实验室给予的3万元补贴，一共6万元。实验所需要的同位素很贵，经费相当紧张。酶也需要从大肠杆菌里提取，当时我们没有发酵罐，就拉着三轮车去北京西路的医药工业研究院把发酵液拖回所里，再用大型离心机把菌体分离出来，才能得到分离纯化酶的材料——大肠杆菌。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提纯酶要通过5个不同的层析柱，我们怕酶失去活性，要随时监测、及时收集。4个小伙子经过一周的连轴转才能提到几毫克的酶，只够做三四次实验。

经费和人手都非常紧张，压力也很大，我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1992年，我被查出了乳腺癌，肿块摘除后缝了40多针。

解放周末：面对这么困难的局面，有没有想过放弃？

王恩多：从来没有。那时候，我每天就想着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有什么办法能解决遇到的一个个具体问题。从1991年到1995年，我们都在搭建基础。这个过程是很难，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换一个简单的题目来做，更没有想过放弃。

坚持下来，后面慢慢就好了。几次到国外科研机构的访问合作，促成了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比如，酶和tRNA都能够通过基因克隆的方法获得，做实验就方便了很多，后面的“开花”“结果”也就顺理成章了。1995年，我们终于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到了1998年、1999年的时候，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甚至有一年连发了3篇《Biochemistry》，国际同行们就知道了中国当时也有做“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的。现在在这个领域，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王恩多。但这场“翻身仗”我们足足打了七八年，如果不坚持是绝对打不下来的。

女性应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

在王恩多的电脑里存着这样一幅数据图：在她所在的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从研究生开始，到未定级、初级、中级和副高职称的研究员，女性人数均远远多于男性；但从正高职称的研究员开始，男性数量大幅超越女性；到了院士级别，女院士只占20%；在整个中科院，更只有5%的院士是女性。

这组数据是王恩多专门从研究所负责人事的同事那里查到的，在与妇女话题相关的大小会议和讲座上，她总会举这个例子。“女性越往上走越难，为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努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王恩多连续12年担任所里的妇委会主任，连续7年担任上海市科技系统妇委会正副主任，还兼任过全国妇联执委和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理事长等职务，也获得了诸多“巾帼”“三八”头衔的荣誉。

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对家庭的牺牲？王恩多并不以为然：“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定应当更加多元，女性也更应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

解放周末：长期以来，您在妇女事业上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在科学家中并不多见。这是为什么？

王恩多：1986年从美国回国后，所领导就一直让我兼做所里的妇委工作。刚开始我只是把它当作一项普通工作。那时，常常要去市妇联开会，我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大家在一起交流让我深受触动——女性需要平等的机会和广阔的平台，我们应该为女性搭建更多这样的平台。

我们总在提倡“男女平等”，实际上男女真正平等了吗？“隐形天花板”真的不存在了吗？我们知道并非如此。关键是要努力创造一种氛围，从根本上让职业女性觉得，女性不比男性差，甚至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好。

解放周末：创造这种氛围，需要哪些政策和制度规范上的保障？

王恩多：就拿女性科研人员的发展来说，有人说，女性科研人员创造力不如男性，其实并非如此。

女博士从28岁毕业到35岁期间的确是一道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进入科研领域后不久都要结婚生子，这就造成许多优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生育后面临难以跟上同龄男性科学家的情况，在申请科研课题、申报科研奖项时也常常会错过最佳时期。

所以，在我们的呼吁下，国家自然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课题将女性申请的年龄限制比男性增加了2岁；在部分党政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开始尝试男女同龄退休。这就是我们的进步。男女平等，并不是说因为你是女性就要特别照顾你，而是要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到女性发展的特殊性，并给予适当调整。

解放周末：您曾说，“社会和家庭都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多支持，让她们在人生面临重要选择时可以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平衡好事业与家庭是许多女性的梦想，您是怎样平衡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的？

王恩多：有一年，我丈夫高血压导致眼睛充血发红，医生嘱咐他每天要喝芹菜叶榨成的汁。我就每天早起去菜市场，买了最新鲜的芹菜，洗干净后再榨汁给他喝，不出一个礼拜他的眼睛就好了。那年我正好得了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在和科委领导座谈的间隙，我无意中谈到了这件事。大家都露出很惊讶的样子，“王恩多居然会做这样的事”。

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是科技工作者，是劳模，也是妻子、母亲，无非是家务事尽量简单点做，不要搞得那么复杂。有一次，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做了一道很复杂的菜，他告诉我做法后说：“王老师是肯定不会这么做的，您肯定是整锅鸡一起炖。”确实，家里的事我都做，但是尽量花最少的时间做，家人也一直很理解，这是我的幸运。

解放周末：您觉得当代女性的价值应当如何体现？

王恩多：我们这个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定应当更多元。女性应当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这不是说女性只有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才是成功，哪怕你只是把你的小家庭照顾得很好，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