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博士培养的疑问与思考
在此次会议上，主办方专门设置了现场提问环节，围绕优秀博士生培养的问题，一些高校老师与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与困惑，而与会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与答案，同样引人深思。
问题一：虽然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优秀博士的培养究竟难在哪儿？”，我认为还应该有个问题，那就是“优秀导师的培养究竟难在哪儿？”刚刚在演讲中，李建中老师说到导师应该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当这与现行的考核制度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平衡？
第二个问题，如果碰到一个很有能力的学生，开始时也很想做科研，但最后却脱离科研去做其他工作。那么作为希望他能留下来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办？
赵耀：与国际相比，我们在博士生培养的环境、制度方面确实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会采取比较折中的方式。在课题组里面，我会以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去做事情。但我们同样也需要研究课题等外部支持，所以我也要考虑一下外面的各项指标。大环境无法改变，只能在小环境里作一些改变。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做事情一定要严谨，但也要考虑毕业条件等外部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学生必须要严谨地工作，这对于他以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周志华：你提到的这种学生我也遇到过。面对此种情况，我会马上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单位，让他出去工作。我们有很多很好、很聪明的学生，但不一定都要跟着老师作基础研究，任何行业都需要聪明的学生。如果学生真的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话，可以创造条件让他继续做下去。但如果他不想做了，那就让他去追求他想要的生活。
我认为，导师首先要做的是培养人，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才能。如果学生真的对科研没兴趣了，老师硬把他留下来，很可能会多一个三流的研究者，却少了一个天才。我觉得，让学生追求他们心里面最想做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李建中：从我的经验来看，一般确定要读博士的学生都是会读到底的。但工作确实是重要的问题。我会帮助我的学生找工作，但我首先需要知道他将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做什么事情。我认为，对于不同情况的学生，我们这些老师应该帮助和建议他们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去工作。
问题二：在周志华老师的发言中，提到在美国26岁的学生就已经能够成为产品经理或作出很多研究成果了。而我们有些博士生在国内的时候并没有突出的研究成果，一旦出了国就会有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产生出来。我相信这两个现象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那么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除了学生自身素质外，在科研环境、导师、学术氛围等方面，国外和国内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的差距在哪儿？
李建中：首先，我认为在很多高水平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不一定都是高质量的论文；第二，就我所在学校的情况来讲，与国外学生相比，我们的学生并不太用功，花在科研上的时间较少。比如在美国，学生做科研的动力会很强。尽管在美国不发表论文仍然可以毕业，但是没有人愿意不发表论文就毕业，因为那样的话找工作就会很困难。而在国内，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找工作相对容易，学生就会比较散。如果每天不能保证10个小时以上工作时间的话，要想做出好的成果是很难的。
周志华：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在企业界表现出色的博士生，从大学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是优秀的博士生。从科研的角度，大学培养出的优秀博士生一定是能走在前沿的、作创新性研究的。但是创新性的成果在研究者身边的环境里不一定能得以应用。第二，即使在美国，很多人之所以在工业界做得很好，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有些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已经在作最前沿的研究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一旦有些学生意识到了这些成果价值并加以应用，就可以取得成功。所以，很多优秀企业的创新源还是在高校的研究者那里。
对于第二个问题，当前中国内地与国际，特别是美国的高校相比，无论在选题上还是环境上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从内地到美国去的学生往往是已经被培养了一半的学生。中国导师接收的是对科研一无所知的学生，而美国教授得到的却是很好的“半成品”，甚至已经接近“成品”了，当然做得更好。
赵耀：我认为，实际上国内的体系、评价指标、制度是无形的推手。如果有能让大家做好本职工作的机制来引导的话，我们自然会向着更深层、更本质的、更能解决问题的方向去作研究。中国不缺乏聪明的学生，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引导，怎么创造更良好的环境，如何让大家去做更实质性的工作。
（本报实习生张文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