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李瑜
10年间，累计安排资金412亿元，完成退耕还林和造林9002万亩、草地治理1.3亿亩，工程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5%。
一系列数字表明，自2000年启动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保障我国北方远离“飞沙走石”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再次强调，要进一步推进二期工程实施，继续提高中央造林补助标准。
而此前，我国已在2012年通过《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计划用10年时间，投入877.92亿元治理京津风沙源。
虽然治理经费不断攀升，但忧虑与压力也随之而来：一期工程建成的人工植被大多处于中幼龄期，且树草种比较单一，稳定性较差，抗干旱、抗风蚀、抗病虫害能力弱，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发生逆转。
如何吸取一期工程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推进二期工程建设，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焦点。
硬着头皮种树
虽然一期工程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工程区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局部地区生态继续恶化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
多年从事干旱区生态恢复研究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在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时表示，没有因地制宜是造成治理效果反弹与恶化的主因。“当时的造林规模实在太大了，在很多不适合种树的地方都进行了人工造林。”
他回忆说，国家当年给一个旗县的拨款高达一亿余元，完全超出当地的财政收入。“假如以一棵树一万元计算，那里应该有一万棵树，但现在的数量肯定没这么多。”
此外，治理资金的僵化运行让许多贫瘠的土地雪上加霜。“在内蒙古一些地区，当地居民也知道草原上是种不活树的，但为了能申请到补助资金，只好硬着头皮去种，甚至树死了之后还得补种。”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由于有关部门批复的只是种树项目款，如果不种树，百姓就拿不到钱。
在他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项目财务审批制度存在“专款专用”的缺陷，“资金批复之前并没有经过专业严格的科学论证，这在二期工程中是必须加以重视和调整的”。
仅靠政府投入不现实
“沙尘少了，草变多了，这是事实。”蒋高明认为，这一变化固然与工程自身效果有关，但更多的是政策在发挥作用。
以退牧还草为例，很多地区的牧民收入都来自中央政府的直接补贴。“放牧活动大大减少，有的地区甚至实行全年禁牧。牧民不再使用草原，它自然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如何保住牧民的收入，仅靠政府投入既不现实，也不可持续。一旦资金断流，很多生态问题便会卷土重来。”蒋高明说。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全琴也持相同的观点。她认为，很多治理区的百姓还比较贫苦，要通过发展特色农业、林下养殖等项目让他们富裕起来，使生态恢复与扶贫开发能真正做到有机结合。
然而，“此前的工程缺陷在于只注重部门之间的合作，缺少与农牧民的结合。”蒋高明强调说，这种结合绝不是简单地把钱发放给农牧民，而是作为种子资金去支持他们发展相关产业，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提高发展和保护的可持续性。
此外，长效评估机制的建立也势在必行。“不能只顾治理而不考虑后期的实际效果。将一次性验收成绩作为最终考核结果显然有失公允，要确保建成一片，管护一片。”邵全琴说。
科学治沙刻不容缓
在有关专家看来，科学的失语无疑是造成风沙源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一期工程的最大问题在于‘撒胡椒面’，钱全都拨下去了，但收效并不显著。”邵全琴表示。
“绝不能再沿袭过去的老路。”蒋高明认为，生态恢复已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有赖于管理、社会、经济、民族等因素的一揽子计划。
他表示，若想使治理工程真正获得成功，必须要有科学规划，形成政府、企业、科学家、农牧民共同参与的四位一体格局。
“市场力量的介入能使治沙工程的整体效益最大化。”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董锁成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近几十年来，国内部分企业已在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结合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和经验。
然而，“这一过程必须有科学家的介入，否则资本很可能乱来。”蒋高明建议，应由科学家代表国家利益去规划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科学论证与评估。
此外，风沙源治理还须谋定而后动。“未来可以通过建立试验区的方式进行前期试点研究，像当年发展深圳特区一样为科学家提供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蒋高明建议。
《中国科学报》 (2014-01-08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