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近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将于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行标志着全民阅读进入了法治化和制度化的新阶段，必将更有效地促进全民阅读活动。

2006年，中宣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等11部门联合发出了全民阅读的倡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至今，全民阅读连续10多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国范围内的全民阅读活动成效显著，20年来，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稳步增长。经过10多年的摸索实践，全民阅读的立法工作终于完成。

数据显示，近20年来我国国民的阅读率不断提升，但增长比较缓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进行的第22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的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9本，比2015年的人均4.58本增长了0.21本。如果以近10年的阅读平均增长率计算，我们要真正成为“书香中国”还有很长的路，全民阅读可谓任重道远。

近些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推动与组织下，全民阅读推进的力度很大，各种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但为什么对于提高国民阅读率的作用仍然有限呢？这里仅谈几点个人浅见。

首先是投入仍不足。如2018年，北京、上海和湖北等全民阅读的先行省市，虽然积极增加全民阅读投入，但也不过每年1000万至1500万元之数，而全国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设立专项经费。我国的公共阅读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历史欠账很多。50多年前，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制定的《公共图书馆标准（1973—1977年）》就提出每5万人应有一座公共图书馆，而2024年数据显示，我国每43万人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距离国际标准相差甚远，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

据统计，2024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有3248座，共有168万个阅览室座席，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仅1册。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仅有公共图书馆19座，其他省区市可想而知。全国社区图书馆虽然数量不少，但藏书数量和质量大都问题不少，服务亟待改进。推进全民阅读，必须大力加强公共图书馆等公共阅读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加强社区图书馆的建设，使公共图书馆体系向每一个社区角落延伸，让阅读触手可及，深度嵌入社区生活。条例第三章“全民阅读服务”对全民阅读设施作出了具体而周到的规定，希望能够尽快有效实施。

其次，出版社需要为大众提供更多价廉物美的图书。出版业发达的国家大多有各种便宜的“文库”本，包括各种经典、教科书和畅销书等，便于读者购买、携带和阅读。近年来，我国一些出版社在编辑和出版文库本方面有很多新尝试，但受到读者欢迎的知名品牌还是太少，有的印制得过于精致、有的定价偏高，少数甚至内容、质量堪忧，影响了这一类图书的传播和行销。

近20年来，我国出版印制的图书品质提升有目共睹，但精装本越来越多、版式越来越大、书本越来越厚、定价越来越高，有的图书实在令读者望而生畏。有报道说，2019年至2023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年销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比高达43.8%，5年间滞销书品种数从90万种增长至100余万种。图书的滞销与阅读率偏度有一定的一致性。期盼图书出版切实回归读者本位，为读者提供更多优质亲民的出版物。

最后，全民阅读要从青少年抓起，要从改变应试教育着手。阅读习惯是从青少年时期培养的。应试教育以考试成绩为唯一评价标准，使学校和师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追求高分，疲于应付考试，即使所谓课外阅读也不过是为了换取额外的分数。这就导致许多青少年不但没有从阅读中获得知识和乐趣，反而厌恶书本和读书。应试教育的恶果之一，便是我国大学生的阅读量不高。据上海某“985”高校调查，2024年该校生均阅读量为21册，其中专业书籍13册、课外读物8册。应试教育不改，全民阅读恐怕就无从谈起。

阅读不仅事关个人的精神成长，也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中国古人留下了许多关于读书的名言，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等。外国哲人也有不少关于读书的名句，如“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书籍是幼年人的导师，是老年人的护士”等。

总之，读书是文明传承和创新的必由之路，这是古今中外的共识。条例为阅读提供了法制保障，使阅读成为国家责任；读书本是公民的权利和个人行为，全民阅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