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万平 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AI）引领科研范式变革。

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发布的一则“AI驱动教育研究论文写作”征文启事明确要求提交的论文主要由AI系统创作。征文还要求，AI应被列为论文的第一作者，科研人员可被列为共同作者或通讯作者。无独有偶，美国斯坦福大学也宣布举办“科学AI智能体开放会议”，并同样要求投稿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须是AI。此举已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规则调整，更是一场触及科研范式的“思想实验”，甚至被誉为打响了新时代学术革命的“第一枪”。

AI作为第一作者所带来的影响是多维度且具有颠覆性的，它同时冲击着学术伦理、知识生产模式与学术评价体系。而其中最为根本的冲击，在于它动摇了现代学术体系的伦理基石——“作者”身份的神圣性。几个世纪以来，学术共同体围绕“作者”构建了一套责任、荣誉与诚信体系：作者不仅对内容的原创性负责，也为观点的可靠性提供担保，并独享由此而来的学术声誉。然而，将AI置于“第一作者”这一象征最高贡献的位置，却制造了一个内在的伦理悖论：一个无法理解其输出内容，更无法承担法律或道德责任的非人实体，如何能够成为学术责任的承担主体？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作者”的内涵是否需要从“责任的唯一承担者”扩展为“创新过程的核心设计与引导者”。

事实上，AI作为第一作者的现象，恰恰揭示了传统学术规范在面对生成式AI时的无力与滞后。当前，从硕博研究生到资深学者，使用AI辅助文献梳理、数据分析乃至文本起草已非孤例，形成了相当高的“AI渗透率”。若继续对此视而不见，无异于将头埋入沙子的鸵鸟。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尝试，正是以一种激进而直面现实的方式，迫使学术界正视并规范这一现象。更深一层看，这一做法触及了知识生产主体性的思考：如果一篇由AI作为首要“生产者”、人类作为“协作者”的论文能够被顶尖期刊接收，那么“知识”究竟是由谁创造的？人类的角色又是什么，是提问者、引导者，还是成果的甄别与验证者？显然，这挑战了创造性思维是人类专属领地的固有观念。

倘若AI作为第一作者逐渐成为常态，学术责任应当如何界定？从本质上讲，AI是依赖算法与数据的工具，缺乏自主意识与道德判断能力，因而无法为其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伦理合规性负责，也无法承担因学术瑕疵或错误结论引发的后果。因此，与AI协同研究的学者，无论身为共同作者还是通讯作者，都必须对论文本身承担最终的学术与伦理责任。人类作为研究过程中的“灵魂”和“总工程师”，不仅负责对AI生成内容进行严格审阅、批判性验证与内容提纯，更承担着将AI输出整合为完整学术成果的关键职责。在这一协作模式中，AI发挥着类似超级“写手”或“计算器”的工具性作用；而人类研究者的核心价值，则体现在深刻的洞察力、严谨的思辨能力、学术诚信的恪守以及对研究方向与质量的整体把控。

面向未来，随着AI作为第一作者的现象逐渐增多，我们必须加快推出AI应用规范，讨论制定行业共同标准，构建一个以人类主导、透明可信、责任明晰为核心的新型学术伦理体系。例如，可由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制定生成式AI学术规范及其配套规则。这一规范体系并非意在禁止AI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而是为了引导人机之间实现高效、便捷、诚信的科研协作。同时，也应鼓励更多权威期刊和学术组织出台领域共识性的AI使用指南，推动学术治理从各自为政走向协同治理。

在这一规范体系中，有两点尤为关键。首先，确立以人类为核心的责任归属与贡献界定体系。这需要革新现有的“作者”定义，引入更精细的贡献者角色分类标准。例如，明确标注人类研究者为研究概念的提出者、方法路径的设计师、最终成果的整合与验证者等；而AI则被界定为计算与分析工具、文献合成助手或初稿生成器。这种进一步精细化的标签，能够清晰勾勒出人机协作的真实学术图景，确保荣誉与责任精准归于人类研究者。

其次，要明确AI在学术研究中的透明使用与过程可追溯。任何使用生成式AI的研究，都必须进行强制性的、标准化的披露。例如，学术论文应附带一份详细的“AI使用声明”，明确记录所使用的模型名称、研究的各个关键环节，如问题提出、文献梳理、数据分析、文本起草、代码生成等的具体应用方式，以及研究者对AI产出进行了何种深度的事实核验、逻辑修正与创造性提升。这份声明应成为论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接受同行评议与学界的长期监督。

总之，当AI成为第一作者，人们将正式迈入一个学术责任与创新边界被重新定义的时代。这不仅是研究工具的升级，更是对学术主体性的深刻重塑。在这一进程中，构建新的伦理框架至关重要，如此才能确保在技术的激流中为学术研究精准导航，使AI真正成为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合作者，从而在新时代继续守护知识的尊严与真理的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