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在香港桂冠论坛2025的演讲台上，德国天体物理学家莱因哈德·根舍将垂握拐杖的手轻轻抬起，用食指指向观众席说：“宇宙中还有太多精彩等待你们去发现！”

根舍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与邵逸夫天文学奖得主，因发现银河系中心存在超大质量黑洞而享誉世界。今年73岁的根舍依旧思想锐利，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坦言，自己天文学之路的成功得益于两位“伯乐”，也坦诚分享了选择科研方向的“法门”、对大科学时代青年如何“突围”的思考及对人工智能（AI）浪潮的深切忧虑。

《中国科学报》：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酸甜苦辣？

根舍：在天文学领域的这段时光，我不想称之为“职业生涯”，而更愿意说是“一段奇妙的旅程”。甜的时刻是获得重大突破，像我们最近在智利取得的成果，很多年才出现一次；苦的时刻则是精心设计的实验突然失败，或发现某个想法行不通后必须重新开始。幸运的是，我只停止过一个实验。

我极其幸运地拥有两位杰出的导师。第一位导师是我的父亲，他是一名实验物理学家。小时候，我想当考古学家，但后来我意识到，这些主要的古文明已被深入研究过了，于是选择了放弃。而当我表示想学更多物理知识后，父亲为我创造了做实验的条件，让我十六七岁就开始做各种实验，甚至开始学习量子力学。

第二位重要的导师是查尔斯·汤斯，他因发明激光和微波激射器而获得诺贝尔奖。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人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物理学。汤斯教会我：即使在激烈的科学竞争中，也要保持对他人的尊重。这对我影响深远。

《中国科学报》：你刚才提到在智利取得的突破，可否解释一下？

根舍：这项突破涉及一台4米多目标光谱望远镜（4MOST）。望远镜的分辨率取决于大小和观测的波长，要获得更好的分辨率，就需要更大的望远镜，但也必须同时考虑地球大气层的影响。大气层中存在着类似气泡的结构，所以夜空并不安静，而是会形成大气湍流——这就是导致星星闪烁的原因。恒星发出的光是平面波，进入充满“气泡”的大气层后，传播路径会发生扭曲，所以我们观测到的影像会变得模糊。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使用自适应光学技术。最具想象力的先进方法是向高层大气发射一束相干激光，将其聚焦形成一个类似恒星的“人造导星”。大气层会散射激光，散射光返回时会携带大气层的扭曲信息。由于激光是平面波，因此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利用可变形反射镜对扭曲的光线进行校正。

这次的突破在于，我们用甚大望远镜（VLT）的4台独立望远镜同时观测了同一颗恒星，然后将它们收集到的光线进行合并和干涉处理，这相当于拥有了一台尺寸与4台望远镜间距相当的巨型望远镜。而且我们还发射了4束激光，分别对每台望远镜的光线进行校正，这就是此次重大突破的核心内容，可以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观测银河系中心的恒星演化。

《中国科学报》：全球有许多大型天文学合作项目，如平方公里阵列、事件视界望远镜等。你如何看待这种合作模式的优势？

根舍：这些大型合作项目往往涉及更多人员、更大型的设备。我曾参与过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ALMA）和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CTA）这两个覆盖不同光谱范围的项目，发现它们的运营模式差异很大。ALMA的运营方式与大多数传统天文台类似，而CTA的团队协作则更像一个紧密的联盟。其中最大优势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能力承担风险，不必每年为经费发愁。但如果团队人员频繁变动，后续工作会受到很大影响，或许可以将大型项目拆解成若干小单元，以便小型团队承接。

《中国科学报》：青年科学家如何在天文学大型合作项目中崭露头角？

根舍：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我建议选择一个能深入理解的领域，掌握一些其他人不知道、但对实现特定目标至关重要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科研工作必须有热情，要对研究的内容充满兴趣，这样才能坚持下去。尽管我非常欣赏那些大型项目，但我更喜欢组建小型团队开展研究。我们团队一直保持在45到50人的规模，同时有一些外部合作者，但数量不多且关系紧密。我们努力为学生和博士后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让他们获得足够的关注度。

《中国科学报》：如何看待AI在天文学和其他科研中的应用？

根舍：很多人觉得用AI做研究很简单，比如训练它识别螺旋星系和椭圆星系的颜色特征。但我对此持保留态度。问题在于，如果AI犯错，有时你根本察觉不到。更严重的是，AI会让人们觉得它能提供所有答案，从而停止独立思考。很多雇主只需要“机器人”式的员工来完成基础工作，而不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我希望团队里有敢于质疑我的人，当我提出一个想法时，他们能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所在。AI只能提供基础想法，永远无法产生伟大的创意；它可以成为你的助手，但绝不能成为你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