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柏平（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

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和转折点。学堂乐歌吸纳了西方的音乐文化，加速了中国音乐语言的国际化发展。学堂乐歌不仅在音乐上让人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对教育领域的知识之承递、思想之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从人格培养和社会风气的改造方面也显示出其强大活力。对学堂乐歌的研究，不仅有助于音乐本身的解读，而且有助于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考察。

——《“学堂乐歌”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

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

中国早期文本，存在“诗性叙事”与“实录原则”两种书写思维模式，这促成了“史诗”与“史实”两种文本的产生。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文本的书写，大多没有超越这两种思维模式。先秦《诗经》《尚书》对此有直接体现，至司马迁《史记》逐渐统一并明确。书写者身份与生活地域的差异、书写时代的变化，都会造成文本文字的差异。这会造成中国早期文本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又使得早期文本也有文化、思维、制度等方面的“确定性”。

——《从“史诗”到“史实”——试论中国早期文本的两种书写思维及其演进》，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董滨宇（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苏珊·沃尔夫认为，康德的伦理学以严格主义的形式，支持建立一种“道德圣贤”概念，它是不完善的行动者所应该达到的完善状态。然而，沃尔夫却指出，这一论调在理论上是偏激的，而在实践中，对于一般人而言又是不现实的。站在一种直觉主义立场上，沃尔夫反对以康德主义以及功利主义为代表的伦理学将普遍规则作为行为的主要衡量标准。对此，本文指出，康德的伦理学并未建立一种“道德圣贤”理论，更未要求人们成为“圣贤”；恰恰相反，康德极其反对这种“完善主义”论调。康德的义务论提供的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描述，而他此后所提出的“德性论”又是对其义务论的延伸与补充。尤其是在其“德性论”中，康德以“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之分，表明了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属于“完全义务”，而“不完全义务”是指人们除此之外，可以根据自身品格与情况需要而有选择性地遵守的义务。就后者而言，违背它并不必然是受到谴责的，而履行它则是值得被赞扬的。只有在这一意义上，康德认为人们才会追求所谓的“道德完善”。总之，康德伦理学中既包含了“道德圣贤”的理念，又未将其作为一个必要的道德标准。更多时候，他是在一种否定性意义上来使用它的。

——《论康德反对“道德圣贤”——从“绝对命令”到“道德完善”》，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席书旗（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玉梅（济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西方文化“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外向征服”的实践方式、“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导致了现代生命科技发展的伦理困境。而我国道家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道生德养”的哲学思想为纠正西方生命科技伦理的困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思维方式、核心价值理念和实践方式；“轻物重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克服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过度泛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处事态度有利于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人与自然的伦理安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辩证思想揭示了生命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手段。从道家文化视角出发，建构现代生命科技伦理观应该确立“以道驭技,道技合一”的生命科技伦理精神、“道法自然，审慎先行”的生命科技伦理实践原则、“贵生顺死，视死若归”超然的科技伦理生死观。

——《道家文化视角下现代生命科技伦理观的构建路径——以老庄思想为切入点》，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王健（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吕阳（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对自然生殖过程进行人工干预为一些不育症患者带来了生育的希望，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社会伦理特别是基督教伦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有悖于生命神圣性原则、影响婚姻关系、割裂性与生殖的必然联系三个方面。发挥基督教伦理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动态规约作用，使辅助生殖技术有可能符合“生命本原之真”“婚姻幸福之美”“道德生活之善”的人类生殖本性，同时有助于基督教伦理自身的世俗性转化，弥合辅助生殖技术与基督教伦理的冲突。

——《辅助生殖技术的基督教伦理规约》，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