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贝卡·索尔
卢梭在《忏悔录》一书中评论：“我只有走路时才能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便停止思考；我的心灵只跟随两腿运思。”走路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但若把它界定为有意识的文化行为而非达到终点的一项方式的话，走路在欧洲只有几世纪的历史，而卢梭首开其端。这段历史始于18世纪不同人物的步履，但文人们却牵强附会，将走路推崇为希腊人的贡献。比如古怪的英格兰革命家、作家约翰·赛华尔，便写了一本长篇累牍的巨著《逍遥行》，结合了卢梭浪漫主义与似是而非的古典传统。他在书中评论道：“至少有一点我可以大言不惭，我和古代圣贤一样朴素：我在行走之际沉思。”自从1793年他的书问世后，很多人作过同样的叙述，使古人边走边想成为一种稳固的概念，甚至此种印象也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身着长袍的男子口吐智慧之语，神情严肃地行走在单调的中古世纪风景中，周遭伫立着大理石石柱。
这个信念是由建筑和语言的巧遇而形成的。当亚里士多德打算在雅典设立一所学校时，雅典城拨了一块地给他。菲利克斯·格雷夫在阐述这所学校的历史时写道：“那儿有阿波罗和缪斯女神的神殿，或许还有其他较小的建筑……一条搭有顶棚的柱廊通往阿波罗神殿，或许还衔接缪斯女神神殿；至于那柱廊是原有的还是当时新建的，则不得而知了。该校的名字就是由那条柱廊或走路（peripatos）而来，据推测，该柱廊最初是学生聚集与老师演讲的场所。因为他们在该处来回行走，后来大家就传说，亚里士多德本人在演讲和教学时是来回走动的。”那批来自该校的哲学家便被称为逍遥派哲学家，或逍遥学派；而在英语中，peripatetic意指“一个习惯于走路、到处行走的人”。就此，peripatetic philosophers这个名称便结合了思考与走路。除了这个在一所附设柱廊的阿波罗神殿中设立一所哲学学校的巧合外，思考和走路的结合还有另一段插曲。
智者学派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统驭着雅典人的生活哲学，他们也是著名的走路者，经常在日后亚里士多德设立学校的小树林中从事教学。由于柏拉图对该学派的严辞攻击，使得sophist和sophistry二词至今仍是“欺骗”和“狡诈”的同义字，尽管其字根sophia实有智慧之意。不过19世纪美国的智者学派致力于娱乐式教学与公开演讲活动。他们到处讲演，以满足一群群渴求信息与观念的观众。
我们现在无法断定亚里士多德和其逍遥学派是否真正习惯于边走边谈哲学，但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和走路再度有了交集，而希腊建筑亦将走路视为一种社交和语言行为。正如逍遥学派以学校中的柱廊为校名，斯多亚学派也以雅典的柱廊—— 一条他们经常漫步交谈的彩绘柱廊——为名。
许久后，走路和哲学之间的联系更深植人心，以至中欧有许多地方均以其为名，比如海德堡著名的哲学家小径，据说黑格尔曾漫步其间；又如现已改建为火车站的柯尼斯堡的哲学大坝则是康德每天散步的必经之处；另外，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亦提及哥本哈根有一条哲学家小径。
走路的哲学家亦不乏其人——毕竟走路是一项普遍的人类行为。杰里米·边沁、约翰·穆勒和其他许多人都很健行，托马斯·霍布斯甚至在手杖中装置了一个墨水壶，以便在行走时随时做笔记。身体羸弱的康德每天晚餐后便在柯尼斯堡绕行散步——但那主要是运动，因为他沉思时都坐在火炉旁，凝视着窗外的教堂塔楼。年轻时的尼采也曾附庸风雅地宣称：“就娱乐而言，我寄情于三件事，三者都给我极大的娱乐——叔本华、舒曼的音乐，以及最后一项，独自漫步。”20世纪，罗素对其友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有下列描述：“他经常在午夜来到我房间，然后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来回踱步好几个钟头。而且来的时候总宣称，一旦离开我这里，他就去自杀。尽管睡意蒙眬，我仍不愿把他请走。有天晚上，在沉默了一两个钟头后，我问他：‘你是在思考逻辑问题，还是在反省你的罪？’‘两样都有。’他答了一句，便又陷入沉默。”哲学家走路。但是思考走路问题的哲学家却罕有其人。
（节选自《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美］丽贝卡·索尔著，新星出版社）
（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
《中国科学报》 (2013-03-29 第15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