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风行全国的广场舞——佳木斯“僵尸舞”。
以强身健体和自娱自乐为目的的广场舞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
■朱子峡
北京风景迷人的小月河畔，总能看到一群扭秧歌的老年人。不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寒冷冬日，她们穿红着绿，腰系彩带，那整齐优美的动作，常常吸引过往人群驻足观看。
这天笔者观看时，发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娘颇为引人注目。也许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她的动作有些迟缓，在整个秧歌队伍里显得不那么合拍，但那脸上的笑却始终灿烂。跳上一段，她提前歇息下来。笔者见状便上前跟她攀谈，于是一段采访由此开始。
“我是跟着凑热闹的。”她有点不好意思。
她叫黄玉兰，今年81岁，是这个秧歌队里年纪最大的。“我跳秧歌的历史比她们都长。”她自豪地说。
黄玉兰于1932年出生于江苏苏北的农村，14岁那年不顾父母反对参加了革命，小小年纪的她便成为乡里的妇女主任。“参加革命后，我就组织乡里的妇女扭秧歌。记得有一次新四军打了一个胜仗，我们在路边扭了好几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1947年苏北解放的时候，我们秧歌队扭了好几天，当时真是太开心了……”
因为秧歌，黄玉兰也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一位英俊的新四军连长。“他看过我扭秧歌，就注意到了我，后来就托人向我求了亲。”就这样，秧歌成全了一段姻缘。
新中国成立后，黄玉兰又扭了几年的秧歌，“当时区里一有活动，我们就得参加。跳了几年之后就不再跳了”。虽然不跳了，可黄玉兰的心里却始终念叨着秧歌，有时家里没人时，便系上红带唱唱扭扭过上一把秧歌瘾。
“文革”流行忠字舞时，黄玉兰被选进她所在单位的宣传队。“记得那时我们经常下乡演出，每到一个村，随便找块空地就开始演出了。那时跳得最多的有《社会主义好》、《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毛主席语录歌。”说到这里，黄玉兰轻轻哼起了这首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黄玉兰的生活再无“跳舞”二字，她专心于养儿育女，操持家务。不幸的是，她55岁那年经历了丧夫之痛。
黄玉兰再次接触秧歌是在1997年春，那时她儿子在北京工作，也把已退休的她接来安度晚年。而当时的北京，许多公园和广场早已出现一些秧歌的队伍。热闹的锣鼓声，一下子把她带回到激情的岁月中。于是，闲来无事的她便每天去附近的小月河畔看人家扭秧歌，时间一久，早已心痒的她便也加入进去。
从此，无论严寒酷暑，黄玉兰跟着大家勤学苦练。“参加秧歌队后结识了不少老年朋友，感觉又找到了新的集体。”那年的10月，她所在的秧歌队在海淀区中关村体育场举行的秧歌大赛上还拿上了名次，这让她感觉到了生活的美好，令她从丧夫的阴影中彻底走了出来。
2002年，北京市推广普及新秧歌，结合京剧锣鼓点、现代流行音乐，自编自创了沙罐秧歌、激灵圈等七八种舞姿优美、富有时代感的新秧歌，让黄玉兰的秧歌热情越发高涨。“这新秧歌比传统秧歌有了创新，有舞蹈动作还配了音乐，跳着都带劲。”秧歌给黄玉兰带来了健康、快乐，也让她的晚年生活有滋有味。尽管年纪再大一些之后，扭秧歌时感觉力不从心，但黄玉兰还是尽可能每天都去凑凑热闹，活动一下筋骨。
和黄玉兰一样，很多老年人喜欢秧歌，不仅在于强身健体、排遣孤独，还在于秧歌与老年人的情感经历和潜意识相吻合。她们这辈人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坎坷，年轻时的热情，中年时的压抑和进入晚年以后的孤独、迷惘，很容易激起她们对往日纯情的怀旧。这种怀旧既是对时间的一种感慨，又是对年龄的一种超越。“我扭秧歌时，仿佛回到了童年。”黄玉兰说。
“秧歌舞起源于几百年前的农村，是乡村人庆贺节日、喜事的一种活动。而它的兴起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给秧歌赋予了一种政治功能，使它成为军民联系的一个象征。那时候，哪里有解放军，哪里就有锣鼓声。”1923年出生的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贾作光是位老革命，对秧歌舞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谈到秧歌舞的发展和演变时他曾向笔者介绍说：“到了50年代中期，秧歌渐渐被交谊舞以及‘文革’中的‘忠字舞’所取代。‘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审美意识随着精神的解放而开始复苏。如今，秧歌的兴起和流行首先得益于我国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国泰民安、百废俱兴的一种体现。”
有专家认为，秧歌在城市的火爆仅仅是传统的民间文化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过程中的回光返照。更有人预测，秧歌在城市的生命力将会随着解放前出生的老年人的离去而逐渐减弱。然而，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感谢秧歌，感谢它给这批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饱受过沧桑的老人们身心上所带来的快乐和慰藉。
《中国科学报》 (2013-03-29 第13版 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