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的那个9月，朱晨凭借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攻读植物学硕士。导师交给她一项全新课题，但实验一次次失败，不断将她拖入自我否定。

那时，她偶尔会跟两位关系要好的邻居朋友吐槽两句。看到朱晨苦恼迷茫的状态，朋友说：“要不你来学我们经济学专业吧，别做实验了。”

20岁出头的朱晨不会想到，自己后来真的转了行，还成为国内较早系统开展遗传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此前的生物学积累，也成了她日后做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视角。

前段时间，这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在PNAS以一作身份发表论文。朱晨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章维龙基于一个英国的自然观察实验发现，生命早期经历糖配给限制，可以降低成年期癌症发生的风险、延缓生物学衰老，并改变饮食偏好。

▲朱晨与章维龙发表在PNAS上的论文。

自2009年转向农业经济学专业后，朱晨一直在关注食物消费与人力资本的问题。她尤其关注中国和美国的食品营养标签、儿童电视广告等政策，如何影响居民对含糖饮料和食品的消费量。

但朱晨逐渐意识到，这些研究并没有回答“so what（然后呢）”的问题，通常在发现了食物消费增加或者下降之后就戛然而止，无法触及更重要也是大家更关心的对健康的影响。

2018年前后，还是副教授的朱晨读到一篇介绍分子遗传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文章。基因测序信息竟能拓宽经济学研究视野，这让生物学出身的朱晨立刻产生了兴趣。

她决定将研究兴趣拓展到遗传经济学这一交叉领域，探究饮食习惯与消费选择如何影响健康与疾病风险，以及其中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

朱晨最新发表于PNAS的论文，就关注了这样一个“so what”的问题：小时候的糖摄入，是否会影响几十年后的健康？

英国糖配给时期的一场“自然实验”，让朱晨得以回答这个问题。

物资匮乏的二战时期，英国实行了糖限制配给制度，每人每日摄入量不超过40克。1953年，该制度终止，国民糖摄入量很快增至配给时期的两倍。

利用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UKB），朱晨进一步引入出生于糖配给时期前后人群的白细胞染色体端粒长度、患癌情况的相关数据，将外部食物环境和个体生物学差异放在同一个框架里。

因果推断分析显示，生命初期经历糖配给的时间越长，成年后患多种癌症的风险更低，且经历过早期限糖人群的白细胞端粒更长，提示他们的生物学衰老更慢。

在小鼠研究中，已经有不少研究探索了糖摄入对肿瘤生长的影响。朱晨这项研究的价值之一，就在于补上了真实人群的证据。

更值得关注的是，朱晨还证实了一个“行为路径”：经历过早期限糖的人群，在50年后仍表现出更低的糖摄入水平。“也就是说，生命早期营养环境不仅在身体上留下‘印记’，也在长期饮食行为上留下‘印记’。”朱晨解释，这样的“后效应”，对于大众的饮食选择与营养管理政策制定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想要回答这类“so what”的问题，离不开高质量的、拥有长期回访记录的数据库。这项研究使用了英国的相关数据，但朱晨最希望做的，还是基于中国人群的相关研究。

2019年，当时国内鲜少有人开展遗传经济学研究，相关数据十分匮乏。朱晨申请到启动自主调查和数据采集的经费，从零开始建立国内首个基因与行为数据库。

收集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在同事与朋友的积极协助下，目前这个数据库样本量已接近千人，涵盖社会经济情况、家庭结构、农业生产、饮食习惯、慢性疾病及基因数据。

这项开拓性工作，正在推动国内的遗传经济学走向数据和实证研究。

▲朱晨在国际会议上汇报用中国数据开展的遗传经济学研究。

过去几年，朱晨一直在知乎、个人微信公众号上持续分享她感兴趣的论文，也曾分享过课题组申请UKB的经验。

她没想到，自己随手写下的经验分享被许多同行及学生关注。“我其实是个很怕麻烦的人，但网友的留言让我觉得很欣慰。公众号也像一个私人研究档案馆，我经常回看。”

意外的收获是，不少同行通过她的专栏与她建立长期联系，成为合作者。这篇PNAS论文的另一位作者章维龙，正是通过公众号文章与她结识。

2025年9月，朱晨正在初步分析这项糖配给研究的数据。章维龙有天在微信上与她交流了一项经济学政策，朱晨便随口一提，说自己正在做一项糖配给分析：“有没有兴趣一起？”

一位是熟稔UKB的农业经济学家，一位是科班出身、理论功底扎实的经济学家，两人一拍即合，开启合作。

朱晨解释，与实验类学科不同，经济学的分析过程更“快”。因此，研究的关键是确保统计力，并将因果推断做到稳健，确保不会得出“标题党”结论。

例如，他们在计量经济学分析中控制了个体的遗传祖源结构，并考虑了父母疾病史。这样一来，就能尽可能排除不同出生队列在先天遗传易感性上的系统差异。

二人都对研究有精益求精的追求。然而在投稿阶段，他们碰了好几次壁。

朱晨说，一篇跨学科经济学论文被四五本期刊的编辑直接拒稿，这很常见，小众的遗传经济学更是如此。“大家可能以为跨学科的研究会被争着要，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常被两边质疑是否属于他们的研究范畴，打破学科壁垒并不容易。”

因此，朱晨发表文章的标准是，达到自己认定的质量标准，就让研究成果尽快留存在论文数据库里，不必投入过多时间刻意迎合期刊编辑和审稿人。2020年，朱晨课题组第一篇使用中国数据的论文发表于PLOS ONE，期刊影响因子不高，但朱晨至今引以为傲。

“而且我是火象星座，耐心比较差。”朱晨笑着说。

“但章维龙老师是一个很耐心的经济学家，这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朱晨说，当时章维龙提出，这项研究的意义值得试试更有影响力的期刊。

在“没有把握”的心态下尝试投稿PNAS后，他们收到一正一负的审稿建议，编辑提出大修的要求。之后，二人进一步补充数据和分析，获得了审稿人的肯定。

成果在PNAS顺利发表，有运气加持，也更多得益于他们所做的大量稳健性分析。

这些年，朱晨在打垒球、滑雪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学术圈以外的朋友。他们之中不乏离开体制内、做自由职业的人。这些敢于选择新生活的朋友让朱晨意识到，找到快乐很重要。

回看当年转专业的选择，朱晨也庆幸自己有勇气及时停下不适合自己的实验研究。

▲2026年初，朱晨代表本科母校南京大学参加滑雪比赛。

在朱晨刚成为一名生物学硕士研究生时，她需要在一种用来榨油的加拿大油菜作物中尝试一种转基因技术。这一机制此前仅在模式植物拟南芥中得到验证，没有人知道是否适用于油菜。

在没有参考、没有前辈指导的情况下，朱晨不断尝试，却始终没有做出预想的结果。“自己明明本科期间做实验都很顺利，现在怎么会这样？”当时，她不知道如何与导师沟通实验中的不顺，只会不断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

▲早年读生物学时期的朱晨在实验室工作。

在学习经济学专业的邻居好友的建议下，朱晨在研一暑假试听了微观经济学课程。

“以前以为经济学就是研究‘怎么赚钱’的科目，后来才知道，经济学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理解人如何选择、资源如何配置、社会如何运行的全新视角。”虽然需要从头学起，但她找到了乐趣，也找回了一点确定性与努力的方向，便很快做出了转向农业经济学的决定。

做生物实验期间的挫败也沉淀为她的韧性——“跟做不出实验相比，后来碰到的困难都不叫事儿。”

正是由于这段经历，朱晨特别清楚年轻学生在研究不顺时的迷茫与沮丧。这份体会，被她带进了师生关系。

朱晨对组里的学生比较“放养”。对此，她再次提到了自己“怕麻烦”的个性，所以几乎不安排固定组会。

她不愿给学生施加额外压力，也尽量不给学生额外的工作任务。所谓“放养”，更多是给学生足够的自由度，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并从中体验到研究的乐趣，并适时把关课题，确保学生能够完成毕业要求。

她还会跟学生说，如果觉得自己要延毕或者要博转硕，甚至觉得读不下来，都不是事儿，“身心健康是第一位的”。

▲朱晨（中）与自己的第一位博士生和博士后。

新学期伊始，戴着棒球帽、背着双肩包的朱晨走在学生身边，也洋溢着学生气。他们并肩聊着食堂饭菜的口味，聊最近的新闻和八卦，像朋友一样。朱晨也格外操心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学生们的饮食喜好，她在办公室抽屉里总备着学生的常用药。

“怕麻烦”的朱晨，在热情的驱动下，似乎还是一次次选择了“麻烦”：探索新的交叉学科方向、从零建一座数据库、花时间经营个人公众号以及给学生尽可能多的支持。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73/pnas.2610287123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