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产业创新是国民经济基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边界趋于模糊，交叉融合特征更加明显。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系统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效能，已成为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

重大战略需求往往孕育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生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需求具有明确的目标性和强烈的紧迫性，能够有效整合全社会创新资源，突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同时，重大战略需求通常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核心利益，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为产业创新开辟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互联网技术的诞生，源于冷战时期军事通信的战略需求，美国国防部为确保在核战争中维持通信能力，投入巨资开发分布式网络技术，最终催生了互联网这一革命性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通信方式，更孵化出了以硅谷为代表的全球最具活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成功建设，正是在国家战略安全需求牵引下，通过举国体制攻关，历经三代系统建设，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不仅保障了国家安全，更催生了万亿级的信息服务产业，为交通运输、农业、测绘等多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核心支撑。

系统融合面临深层次问题

尽管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近年来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系统提升融合效能仍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和挑战。

一是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制约融合源头活力。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仅为6.91%，远低于美国(16%~18%)、日本(12%~15%)和欧盟(19%)，这种投入结构性不足直接导致“从0到1”的重大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相对缺乏，并在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形成“卡脖子”难题；同时，应用性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与企业实际技术需求匹配度不高，进一步加剧了有效科技供给短缺。

二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够坚实影响协同效能。虽然政府推出“揭榜挂帅”等机制，由企业做“盟主”组建创新联合体，但企业在科技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企业在科技项目立项、资源分配以及重大科技专项的决策中参与度较低，围绕企业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合作机制仍有待健全。

同时，大部分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仍以项目为主，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特别是从科技创新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的全链条合作，融合的深度和可持续性有待提升。这些问题导致企业技术需求与科研供给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影响了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同效应的充分发挥。

三是“首台套”应用扩散困境凸显成果转化痛点。面向重大战略需求的技术创新成果在市场应用中遭遇严重的“最后一公里”难题。80%以上的技术用户常常以“以往市场业绩缺乏”等为理由，不愿意采购和应用“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形成了“不用不敢用、不敢用就没有业绩、没有业绩就更不敢用”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多层面系统发力

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从增强科技供给能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完善成果转化机制3个方面系统发力。

首先，针对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问题，要强化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健全竞争性支持与稳定性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对涉及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组建“排头兵”攻关团队，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采用“竞争择优”的攻关模式，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出题人”“阅卷人”“答题人”作用。

其次，针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凸显问题，要健全科技领军企业的遴选、培育、评价制度体系，完善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战略规划、重大项目及重大政策论证制定的决策机制，加大对科技型骨干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的支持力度，构建贯通式融通式创新共同体模式，推动产学研用多维度主体深度协同。

最后，针对“首台套”应用扩散困境，要建立健全“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体系，完善容错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在重点产业领域加快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应用验证平台建设，鼓励采取转让许可、作价入股、先使用后付费等多元化成果转化模式，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

总之，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以大需求布局大项目，以大项目产出大成果，以大成果培育大产业，以大产业反哺大需求，不断健全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保障，系统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效能，从而我国推动科技——产业双向赋能，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兼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本文转自《中国科技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