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滔

当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来袭，各大高校陷入集体性焦虑，纷纷出台各种措施来规定或限制学生使用AI。 

3月11日，西南大学发布了《关于开展2025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检测、抽检及答辩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本次论文检测加入AIGC检测，检测结果供指导教师参考使用，“如果指导教师审核不通过或检测不合格，学生应按照指导教师的意见修改毕业论文（设计）”。 

所谓AIGC检测，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识别技术。 

更早时候，2024年夏，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学生使用指南》中称，直接生成内容不能超过全文的20%。 

还有更严苛的规定。2024年11月，复旦大学发布的 “六个禁止”被舆论称为“全球最严AI新规”，其中“禁止使用AI工具进行语言润色和翻译”更是引发众议。 

且不论这些检测是否靠谱、准确（毕竟是以AI来检测AI，其可执行性有待实践检验），真的有必要严查论文“AI率”吗？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生成式AI技术迭代加速，学生对其依赖性显著增强——从资料搜集到论点生成，AI渗透至学术生产全链条。在此背景下，教育管理者设置论文“AI率”红线，实为应激防御之举。 

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第三十七条中明确，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被认定为存在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学位授予单位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有人认为，严查论文“AI率”正是在落实学位法的相关要求。 

然而，这把《学位法》的“利剑”用对地方了吗？AI辅助写作真的属于“代写、剽窃、伪造”中提及的情形吗？ 

在生成式AI喷发之前，“代写”应指的是他人代写，“剽窃”应为剽窃他人作品，“伪造”则是作者伪造数据等信息。那么，这部2024年4月2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相关规定是否适用于AI辅助写作，就需要另有说明。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高校面对学生使用AI态度上的悖论：一方面大力开展AI通识基础课程，比如复旦宣布在2024—2025学年推出至少100门AI领域课程，另一方面却对学生使用AI“围追堵截”。 

笔者认为，对于如何对待AI的使用问题，有必要探究一下AI的本质——AI的本质是一种工具，且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 

没错，学术诚信需要严肃对待，但工具是中性的。对于AI这种重要工具，大学需要培养并考察的恰恰应该是学生们使用它的水平。在这个前提下，熟练掌握AI技能应该成为大学生们的骄傲，甚至他们应该在使用AI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这样才能在未来的职场中生存下来。 

然而，当下很多高校的相对保守态度或许会让学生面对AI大潮望而却步，甚至会传递“使用AI可耻”的错误信号。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教育管理者所期望的。 

当19世纪卢德主义者砸毁织布机以对抗工业革命时，他们未曾预见机械化是历史必然。今日高校严防死守AI写作，某种意义上恰似重现这场认知悲剧。 

那么，学术诚信和拥抱AI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其实，如今已经有相对温和的处理态度，如英国剑桥大学规定，学生需要标注来源并说明AI工具的使用方式。与其堵不如疏，这样的规则至少在目前是可行的。 

还有更激进的看法。笔者在朋友圈看到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肃然的评论：这么做（严查论文“AI率”）其实是对抗时代车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让本来已经失去绝大部分效度的论文考核变得更加扭曲和形式主义”“真正应该做的是从上层推动取消本科乃至硕士生的毕业论文硬性要求，代之以真正贴合高等教育大扩张、文化生产人机互动化的新考核办法”。 

至于什么是新的考核办法，人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但其一定是在拥抱AI的前提下去考察学生们的创新性。比如，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冯衍告诉笔者，他打算在未来尝试考察学生们的提问能力。他说，让学生们自己出题，然后讲清楚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讲清楚它的意义，这可能是更加关键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该鼓励善泳者，而不是禁止人们下水——真正需要检测的从来不是论文的“AI率”（某种意义上，这种定量检测是一种“懒政”），而是人类在智能时代不可替代的创造力。 

同样，对于大学生们，善于学习和创新的人必将会更善于利用AI，也将得到更好的创造结果；而不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在相同AI工具加持下，也大概率是技不如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