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王迅，一位与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历程紧密相连的学者。

在复旦大学，他的名字与几个身份紧密相连——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先生的学生，表面物理的奠基人，亲切的“王老师”。

他的一生都在回答两个问题：如何让中国的科学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如何培养出真正有创造力、有担当的下一代？

12月5日，王迅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1岁。

王迅。

开创表面物理“国家队”

王迅曾说过：“复旦是我的人生转折点，学业和事业开始于这个时期的，世界观也主要在此时期形成。”

1952年，王迅考入复旦物理学系。大三时，恰逢学院开设固体物理专门化（专业），王迅成为首批学生，并将固体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王迅本科期间，谢希德亲自编写讲义，为学生们讲授光学、理论力学、固体物理等多门课程，是教过王迅班级课程最多的老师。本科毕业后，王迅跟随谢希德继续深造，成为谢希德的第一个研究生。谢希德严谨的治学精神、开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的赤诚，深刻影响了青年王迅。这段求学经历，不仅教会了他如何做科研，更在他心中埋下了“为国”与“为师”的种子。

1960年，王迅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开始了在复旦大学一甲子有余的耕耘。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外普遍认为中国本科教育扎实，但研究生培养尚有差距。王迅协助谢希德，耗费十年心血，将表面物理研究室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也为中国开创了表面物理学这一新的学科。

1982年，在迎接恢复高考后首批研究生的迎新会上，王迅说道：“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培养不出让国际上认可的研究生，我是死不瞑目的。”

在科研上，王迅屡有开创性贡献。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两种InP极性表面的结构模型；首次实现多孔硅的蓝光发射，被赞誉为1992年多孔硅研究的六项进展之一。他还在实验中观察到多孔硅的红外上转换现象，为多孔硅发光的量子限制模型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我国硅锗低维量子体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1990年，复旦大学建立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于1992年12月通过国家验收。实验室首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为谢希德，首任主任为王迅。

三十多年来，实验室以表面物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在凝聚态物理、光物理、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的前沿开展基础研究和中远期应用研究，围绕新型半导体、磁性、关联体系、人工超构材料和新能源材料等研究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及未来应用设立主要研究方向，应对国家重大需求。

2010年，在实验室迎来关键评估时，已75岁高龄的王迅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亲自挽袖上阵。为了让当时的实验室主任蒋最敏准备好汇报，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甚至自己先做出了一个PPT的草稿样子，我们再一起修改，”蒋最敏回忆，“最后的两周，几乎是天天在琢磨这件事。”

他说，看到实验室成为人才培养的基地，一切付出都值得。

“我更喜欢别人叫我王老师”

“我打破了物理学系上课教师的年龄纪录，也可能是目前复旦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最老的老头。”说这句话时，王迅眼中闪烁着孩童般的得意。

从27岁那年主讲约200人的大班课开始，王迅在本科课堂的讲台上，一站就是57年。2018年荣休前，84岁高龄的王迅，仍习惯于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出现在复旦大学的校园。

几十年间，为了追求最佳教学效果，王迅坚持脱稿授课。每次课前，王迅都会进行充分准备，正式上课时，只需带着两三张提纲，手握一把粉笔，便能在黑板上推导出一个精密的大学物理宇宙。一堂课下来，整整几黑板的公式，没有一个错误。

王迅在给学生上课。

“我必须经常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他们的一些想法。”王迅坚持“目中有人”，课前课间都不休息，而是留在教室与学生交流答疑，他还喜欢听听学生们对时政社会事件的看法。最让他高兴的事，则是曾经通过谈心和方法指导，让几位学生的成绩从班级垫底跃至前列。

王迅育人秉持“良工不示人以璞”，如同匠人对待宝玉一般，精心培养学生。

除了本科生课程，王迅在研究生培养上也花费了很多心思。

上世纪80年代，他“自找麻烦”推行研究生英文授课。这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无疑提高了研究生的专业英语口语能力。由于英文的原版教材价格昂贵，王迅专门组织年轻教师编写英文版的研究生教材。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王迅的学生金晓峰回忆，当年国际表面物理领域的大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斯派瑟（William Spicer）访问复旦时，王迅特地安排金晓峰用英语向他汇报本科毕业论文工作。

当时口语并不好的金晓峰只能磕磕碰碰地用“洋泾浜”应付过去，但如今的他却十分感恩这个机会。“王老师当时这么做，可以说是用心良苦，无非是想给我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否则他自己去讲，会简单得多，也清楚得多。”

除了主讲的课，王迅也认真对待“代课”。

2002年，年近古稀的王迅自愿当起了“代课教师”，给因出差等原因而需要调课的青年老师当“救火员”。“复旦有一个传统，就是把最好的师资配备在本科生教学上，我觉得这样做才对得起选择复旦的学生和家长。”

蒋最敏回忆：“王老师一个学期代课量累计起来比一门整课还多，且涵盖大学物理多门课程，业务之精熟令人叹服。”

1999年，王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但很多人却有着另一段记忆。一次讲座上，王迅走上讲台后，首先擦掉了黑板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几个字，然后擦掉了“复旦大学物理学系首席科学家”中的“首席”两个字。他说：“我不喜欢别人称我为王院士，我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我是王老师。”

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提及此事，说道：“说句玩笑话，如果有人吃饱饭没事干，想编《王迅语录》，或者我自己来编，那么只有一句，就是上面这一句话。”

让学生和同事站在自己的肩膀上

王迅深信，真正的师者，要让学生和同事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从1978年开始，王迅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共计指导研究生约60人。此外，他推动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制”改革，至今仍惠及无数学子。

对于人才培养，王迅“严中有爱”，注重学风，批评起来毫不留情，却也倾注心血。他大胆放权，鼓励博士生探索未知，甚至超越自己。他说：“当我要跟在你的后面学习你的工作时，你就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侯晓远是王迅的博士研究生。在学生时期，他有一次鼓起勇气，提出想用夜晚和周末做实验。王迅一口答应的同时，连续一个多月默默坐在门外，随时准备回应学生的每一个疑问，直到侯晓远能够独立操作。

当侯晓远终于“独立”，却因操作不慎烧坏了一台离子泵。但王迅赶来后，只是平静地说：“吃一堑，长一智。”因为在王迅看来，一个学生闯一点祸，犯点错误，这很正常。

但这份宽容并非纵容。在侯晓远后来又犯下更严重的实验失误时，王迅要求他写下检查，在课题组内公开。

后来，自称“笨手笨脚”的侯晓远成了实验室里最用功的学生。几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本领——连老师都没有见过的一些大型实验设备保养维护甚至“动手术”他都能做。“后来我带的学生，允许犯错，成了教导他们的第一课。”侯晓远说。

王迅在实验室里。图片均由复旦大学提供

对于青年教师，王迅更是“甘为人梯”。他像对待子女一样关心他们的住房、配偶工作，甚至冒雨骑自行车去公证处为青年教师担保出国。他也曾破格将两位刚毕业的博士推上《固体物理》基础课讲台，亲自随堂听课指导。他认为，要破除“继承衣钵”的观念，主动让出“跑道”，把最好的仪器交给年轻人，让他们不受束缚地开拓新领域。

“科研第一线的事情，都已经由新一代中青年教师来承担和主掌。他们会比我做得好，我要避免凌驾于他们之上，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即将退休之际，王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要做和能够做的是思考复旦物理学系前进中的问题、理念和思路，怎样才能建成为一所国际型大学，怎样为系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人才，在新的思路下推进物理学系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举措。我还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营造‘快乐’教学和‘快乐’科研的氛围，营造一个充满团结温馨的复旦大学物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