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武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前段时间，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因被曝出只接收“双一流”高校的来稿，被指存在身份“歧视”的潜规则，一时成为学界的热议话题。

非“双一流”高校的作者从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出受身份“歧视”的结论，而办刊人对于这个问题，却觉得有苦难言。

因为刊物要生存，更要发展，要确保刊物办出水平，稿源的质量是关键。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只有从现状分析入手，才能把这个问题看清楚。其实把问题说清楚，或分析清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并非没有，而是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却是不易的。因为这会涉及很多方面，是一项系统工程。

唯“I”是举的科研评价异化了科研行为

这个问题是以绩效管理为导向、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科研评价造成的，这是大家的普遍共识。

30多年前，为了解决科研评价的公平性问题，我国自然科学率先引入SCI，人文社会科学紧随其后也引入A&HCI和SSCI。

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的SCI，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A&HCI和SSCI，其研制的初衷并不是为科研评价服务，而是作为文献索引系统，为学者收集或阅读相关文献提供便利。

正如有学者撰文指出，这些文献索引系统之所以最终成为科研评价工具，与其遴选期刊的标准具有正相关关系。

具体而言，文献索引系统遴选期刊的标准是影响力，而从宏观角度看，影响力与学术质量往往具有正相关关系，而且这套指标体系还有一个“客观”“量化”“公正”的“天然优势”。

这就为这些“I”越界成为科研评价工具埋下了伏笔。

后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随着国家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投入的不断加大，以及国际科技竞争的日趋激烈，围绕大学排行榜的你追我赶，绩效管理便开始大行其道，这使得本应由学术共同体担当的科研评价，却让位给行政管理人员根据这些“I”进行数数的简单粗暴的评价。

在这种科研评价的导向下，研究者纷纷唯“I”是举，科研行为的异化随之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大顽疾。

C刊的稀缺性与学术群体的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人文社科研究的特殊性，以及受自身英文水平和研究方法的限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在A&HCI和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并非易事。

20年前，教育部为了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专门委托南京大学研制CSSCI期刊目录（即中文版的SSCI）。

C刊是CSSCI来源期刊的简称，其遴选机制是十分严格的，期刊之间的竞争自然也就十分激烈。C刊的遴选原则是按照“二八律”进行的，而且每两年重新洗牌一次。

简单而言，南京大学CSSCI 评价中心根据期刊影响因子的大小对中文期刊进行排序，其中进入前20%的中文期刊就被列入CSSCI来源期刊目录。

所谓期刊影响因子是以期刊两年内发文的总数为分母、以被引用的总次数为分子生成的。从C刊的遴选机制来看，能够进入C刊目录的学术期刊一定是中文期刊中的佼佼者。

目前，CSSCI来源期刊总数为568种，加上CSSCI来源集刊155种，也就720几种。而我国高校文科教师数以百万计、博士生数以几十万计，显然对于这么庞大的学术群体而言，C刊注定是稀缺资源，甚至可以说，不到三千种的文科学术期刊本身也是稀缺资源。

其中高校学报（哲社版）是中文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千多种，占比三分之一强，但能够进入C刊的也就区区70种。

对于上述庞大的群体而言，更是僧多粥少。这种资源的稀缺性与庞大的作者群的发表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当下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无法解决的。

高校学报的属性特征明显

高校学报的主管部门或是教育部、或是各省教育厅、或是各高校，而主办单位均为各高校。

在办刊经费方面，除少量高校学报入选教育部“名刊”“名栏”曾获得教育部资助以及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稳定资助外，绝大多数高校学报均是各高校自己出资办的。

这种办刊体制决定了高校学报主要是为主办单位的师生发表论文服务的，这是高校学报区别于其他中文期刊的鲜明特征，这种特征也使得很多高校学报的办刊相对比较封闭。而开放式办刊是比较有可能办出高质量期刊的。

众所周知，高校学报作为学术期刊是有助力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功能的。但是，这种功能的发挥及大小主要取决于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为此，办刊人必须在封闭与开放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如何保持开放性更是一个巨大挑战。能够进入C刊的高校学报只有区区70种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是因为进入C刊的高校学报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外稿占比普遍较高。

外稿比例高就意味着要挤占、割舍内稿的份额。这的确是两难选择。如果外稿的各方面条件不比内稿强，办刊人就会招致高校内部人员的责难。

在这种情况下，办刊人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提高外稿录用的门槛。另一方面，高校学报的编辑队伍规模参差不齐，多的6-8人，少的3人左右，而高校学报是综合性期刊，要服务来自众多学科的稿件，编辑规模小的高校学报则显然会力不从心，即使是编辑规模较大的高校学报，其力量也只是相对而言。

而且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国高校数和文科教师数虽然规模庞大，但高水平的作者群主要集中在“双一流”高校（甚至主要集中在原来的“985”高校以及教育部直属高校）。

鉴于高校学报的属性特征、编辑力量以及C刊遴选机制的现实考量，高校学报一般采取以服务本校师生为主兼顾外稿的做法，只有那些办刊历史较为悠久且为C刊的高校学报，能够坚持办刊的开放性，但主要还是面对高质量的作者群，即“双一流”高校的作者群，这是当下高校学报的潜规则也是明规则，当然也是高校学报的无奈之举。

综合上述分析，一味责难高校学报，无助于解决业已存在的实际问题。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科研评价制度的彻底变革。

最近有关部委连续下发破“五唯”的文件是个好契机。破除“以刊评文”的现行做法，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学术同行评议、实行代表作评价是关键。

高校学报作为学术期刊，原本只是一个学术载体，一个学术平台。让C刊承载科研评价的功能，只会使原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论文索引工具异化。

要使高校学报回归本位，必须彻底变革当前异化的科研评价制度，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价作用。

科研评价应该注重的是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而不是学术成果的载体。学术共同体应该肩负起捍卫学术严肃性的重任，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唯此，唯“I”是举便可以休矣，高校学报办刊的难处也就能够得到缓解。

（本文系“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方案”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