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再次把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国际竞争和斗争的一部分。”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院士裴钢说。
然而，多位专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目前我国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事关你我 还有国家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的这些表述备受瞩目。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背景下，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多位科学家告诉《中国科学报》，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那么，生物安全距离我们有多远呢？
回顾21世纪走过的近五分之一历程，各类给人们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传染病的名字仍在我们耳畔萦绕：如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9年的鼠疫、猪流感和新冠状病毒……
不止是传染病，生物安全还包括与生物相关的自然灾害（如当前非洲、阿拉伯半岛等地面临的蝗灾）、外来物种入侵、实验室病原体泄露、生物新技术滥用等各类传统和新生的风险，乃至生物恐怖行为和生物武器威胁。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国际竞争和斗争的一部分。”裴钢说。例如，此次疫情暴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以生物安全为借口，通过断航、禁入、限签等极端措施来打压中国。
裴钢表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人流、物流和信息更加便捷，也使生物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和敏感。
以病原微生物为例，中科院微生物所副所长钱韦表示，它们没有国界，会随着人员物资的流动快速传播，对国家安全和公众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一旦管控不利，其影响“不次于一场战争”。
钱韦表示，尤其是我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人员物资的流动和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生物安全是各个国家间的公共责任，需要有一个得到各国认同并遵守的国际规则、标准及防范制度。”裴钢对本报说，“但在此基础上，我们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有自己的考量，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健康福祉出发，制定相应的准则。”
体制体系 “缝隙”待补
当前，我国已经通过海关口岸、卫健委系统、军口、高校与科研单位等，建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在防控“非典”、禽流感等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完整不等于完善，更何况生物安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威胁会从哪个方向、以哪种方式、在什么地方突然爆发，因此一定要加强预警和预测功能。”钱韦说。
生物安全问题涉及国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机制，在钱韦看来，当前的应对体系仍然比较被动，缺乏“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规划。某种程度上讲，部门之间存在的条块分割也是导致应对生物安全不利的机制性缘由之一。
对此，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员于军也有同感。如在传染病监管方面，我国按职能部门来分理的“纵向管理体系”很容易让被管理的事件“掉到缝隙里”。如与陆生野生动物相关的疾病溯源归林业部门管；感染家禽家畜的中间环节归农业部门管；等传到人的时候才由卫健委管。
在于军看来，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能力不足与体制的有效性直接相关。如检疫病源需要主动找源头，要监测野生动物，也要检疫与监管正常物流中的问题和相关线索。如我国检验检疫部门有待拓展为内外有别的统一体系，将国际间、地区间、省际间的相关部门应该纳入整体系统，只有系统稳固无隙，才能“抵挡”和“剿灭”最狡猾的病源。又如中国疾控中心的定位问题，渠道不通导致效率不高，队伍的职业化、决策的即时性、政令的统一性等都有待于提高。
“在一个松散的体制下事情很难做好，就好像一瓢水泼下来拿箩接，接到的不如漏掉的多。”于军说，“所以，国家体制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
科学发力 遭遇掣肘
生物安全涉及到侦、检、消、防、治等不同功能性环节，在这场构建国家生物安全“防火墙”的战役中，没有哪个环节不需要思考和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2日的考察中所说，“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
例如针对此次新冠疫情，我国科学界和产业界在病原鉴定、药物新功能开发、血浆治疗和疫苗研制等方面快速推进，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这与我国科技实力的增长具有密切关系。”钱韦说，“‘用兵一时’，这一次都实实在在地用上了。”
钱韦表示，夯实生物安全能力，打赢每一次生物安全遭遇战，离不开长期的基础研究。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和长期的努力，指望着在火线临时搭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受制于生物安全管理的条块分割以及相关体系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相关研究依然面临不少障碍。很多一线科学家在研究中因为“缺样本”“没资源”而“插不上手”，难以发力。
亲身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和H5N1高致病流感病毒的于军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无法积累病毒实验材料，建立病毒实验模型，在研制疫苗时无法设计有效的方案，他的团队不得不专注检测试剂盒和相关的设备开发。“到打不赢的地方打不如到守得住的地方守。这样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大家才能去冲锋陷阵，对吧？”于军颇感无奈地说。
为加强对传染病风险的应对能力，于军同时建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新冠等病毒的研究既要深入，也要长期，更要引进新的“生力军”，多学科合作。轻敌就是失败的开始，不能像第一次那样，因为害怕，把已经收集SARS冠状病毒全部销毁，导致后续研究无法深入。
比较这两次冠状病毒疫情，于军希望这次能够不重蹈覆辙，重视科研资源的积累、利用，别再留下死角和遗憾。“‘科学大厦’的建设，不仅需要计较一砖一瓦、一管一道，也要计较一进一退、一尺一寸、一兵一卒。”他斩钉截铁地说。
“吃一堑，长一智。付出代价，有所收获，这是科学应该做的事情。”中科院院士韩济生对记者说。他同时表示，面对生物安全紧急时刻出现的信息“流行病”，科普解惑也同等重要，否则将给公众心理造成大的影响。
此外，由于大部分生物安全问题是由病毒、细菌、真菌导致的，均涉及到微生物学，而与生命科学的一些领域相比，当前我国设立微生物学专业方向的优势教学研究单位很少。钱韦呼吁高度重视微生物学的发展。他表示，除防范生物安全风险外，该学科发展还能解决生物“智”造、农业生产、环境治理的问题。
他山之石 何以为鉴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多位科学家表示，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强化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当前，许多国家已经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围绕生物盾牌计划、生物监测计划和生物传感计划，部署了一系列具有国防和军事意图的项目任务，在生物反恐和疫情处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军方，如国防先进技术研究计划署（DARPA）近年来就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蝙蝠与冠状病毒、基因编辑等生物武器相关研究。
“全球产生病原体的源头也是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方，如南美的亚马逊流域和东南亚地区。美国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于军说，“而我们很少面向中国以外的地方。”
他认为，中国急需建立既相对独立（体制、经费与人员）又广泛合作（与国际接轨）的传染病监测体系。“全世界有两类哺乳动物——啮齿目（含老鼠）和翼手目（含蝙蝠）最危险，它们首先和人一样是哺乳动物，同时又与禽类的栖息和迁徙行为相关。”于军说。但它们种群巨大，物种众多，地理分布极广，給监测和检疫造成极大的难度。虽然我国也有一些观测装置和设备，但对动物筛查和监测的广度、力度、频率等都有待提高。
“按照总书记的想法，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有大环境的‘青山绿水’，还要有家园里的‘鸟语花香’，这样的话，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健康祥和，这一大一小两个环境的生物安全问题都要考虑。”于军说。
事实上，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分别把安全、国防等部门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德国等也将传染病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这些足以证明生物安全在国家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
对此，在发表于《求实》杂志的文章中，中科院院士贺福初等也建议，我国应建立权威高效的生物威胁防御组织管理体系，建立军地互补的生物威胁防御科技支撑体系，以及多元分层的生物威胁防御教育培训体系。
2018年，英美两国先后发布《英国生物安全战略》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国际生物安全战略形势已经走向新阶段。在我国，填补相关法律空白的《生物安全法》草案已于2019年10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目前，该草案即将进入二审。
对此，裴钢表示，生物安全涉及方方面面，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利害与权益，一定要依法管理与治理，不能无法可依，也不能随意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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