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城市应对重大疫情的脆弱性和应急管理功能的不足，对于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重大改革契机，我们应借此契机尽快对其科学完善。此次疫情，将成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建设大发展的重要节点。”针对此次疫情中防控体制机制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方面所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我国知名管理科学及工程管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晓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直言问题，又充满期待。

当前，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方面有哪些漏洞和缺失？如何完善和健全？陈晓红分享了她的新思考，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两方面存在哪些短板、漏洞和弱项？还有哪些是缺失、尚未建立的？

陈晓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重大疫情应急管理顶层规划设计落后。我国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尚不明确，使得疫情应急管理体制固化，管理效能层级递减，缺乏应变能力。

公共卫生基本设施保障落后，与现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初期防控预案缺乏、数据共享及转化应用渠道不通畅，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乏力；疫情应急法治建设滞后，难以落实；应急资源普查、灾情数据库等基础性工作较为薄弱。

目前政府危机治理技术仍然是简单化、碎片化的应用，数据、决策、指挥、应急、智能反应等环节间缺乏互动，难以为重大疫情应急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疫情应急多元主体协调机制缺失，存在多头指挥、救援力量调用过度、各自为战等现象，造成重复建设、资源错配，同时社会参与水平较低，制约智慧治理的自主性、创新性的发挥。

我国缺乏专业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人才，部分应急管理人员难以承担指挥职责；复合型救援队伍非常欠缺，专业型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匮乏，专业应急救援经费不足，人才流失严重。

《中国科学报》：目前，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以及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时，有哪些基础和优势？

陈晓红：首先是在经历“非典”疫情后，我国全面启动了应急管理建设，将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四类，按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与一般四级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我国还基本建立了以属地管理为主，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应急管理体制，在中央与地方形成了统一协作、层级分明、职责清晰的应急管理机构，并先后制定了与应急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

此外，2013年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发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政府部门中增设应急办作为应急体系中的重要部门，力求打破部门、央地隔断，进一步完善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制。以及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新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着力整合分散的应急资源，集中各应急管理机构，朝着优化协同高效、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方向推进。

《中国科学报》：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并未充分发挥出作用，您如何看待基层医院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作用？

陈晓红：基层医院直接面对地方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与健康需求,是公共卫生事件发现、报告、防控的重要部门，在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医改下一阶段任务要求。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达100.5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5.1万个，说明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组成，不仅依靠单一公立医院或者公立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起到主力军作用。

我认为基层医院建设存在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削弱、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硬件设施滞后和社会信任缺失4方面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建议，一是要加大基层医院建设投入，应该建立公办的社区医院，或者是公私合营的社区医院。现在基层医院大都是民办的，质量有时很难保证，也很难增加投入。

二是借助智慧技术，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基层医院的服务项目不应只局限于预防保健、健康体检、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应采用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技术，积极开展及落实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在线教育等项目服务。

三是构建医护人员生态圈，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适度提高基层医生基础工资，注重医生的需求及成长。同时建立大医院支持基层医院的体制机制，加强宣传提升老百姓在基层医院就医的信心。

四是健全监督协调机制，增强社会公信力。加强政府、社会及第三方机构多方监管工作，通过互联网渠道宣传法制观念、文明就医理念，改善医患关系。

《中国科学报》：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完善过程中，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陈晓红：美国的应急管理机构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县、市和社区五个层级构成，五级应急响应机构可以覆盖全国各个领域，同时拥有一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资源保障系统，确保及时有效充足地提供人财物资源。美国联邦应急管理机构根据突发事件的强度与规模划分不同等级，在一定范围内由地方应急管理机构处理，超出范围的由联邦应急管理机构评估后作出决策。

日本是三个层级的应急管理机构，由中央、都道府县与市町村三级组成。未发生灾害时，三级政府召开防灾会议；在灾害状态下, 成立临时机构组织应对灾害。在日本的应急管理机制中，不仅有国家的参与，社会组织与公民都需参与防灾应灾事务，行政主体及时调整相关防灾政策、预案与法律，公共服务机构与执行机构分工明确，共同承担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

澳大利亚的应急管理机制同样重视普通民众的作用，国家组织正规的技术培训，使志愿者掌握各种救援技能，达到国家认可的资质，以便在灾害发生时成为训练有素的救援人员。

《中国科学报》：通过此次疫情，您认为应如何提高我国应急管理水平、大幅提升我国疫情治理能力？

陈晓红：应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即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技术在疫情应急管理中的深度应用。

一方面，加快完善城市重大疫情应急管理数据库建设，通过云采集、云存储、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支撑重大疫情的大数据运行，打破数据孤岛，对接智慧城市大脑系统数据库，整合应急管理部，会同卫健委、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组织有关专业机构，跨部门跨区域整合手机定位、交通客运、企事业单位与社区人员登记等大数据资源，完善联动协作平台机制，推动多平台运营支持与资源联动，提高全国疫情数据库的准确性与及时性。

另一方面，研发和部署重大疫情监测设备设施和后台配套软件，针对重大疫情城市风险隐患，承接国家互联网5G战略发展，进一步升级利用对疫情海量信息进行快速分析能力，充分合理利用大数据资源，不断更新流行病模型，做好疫情趋势科学研判，驱动应急决策智能化。

《中国科学报》：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陈晓红：首先，在公共卫生专项预案编制过程中，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实际应急资源、能力，严格执行应急预案框架指南等有关规定，积极推进预案数字化建设并进行应急预案动态管理，尤其是加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和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应急预案建设。

其次，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应急预案演练和社会公众应急宣传培训，通过新媒体等手段及时展开重大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宣传培训并进行实地演练。

在新形势下，公共卫生安全应急预案体系同样也必须引入军民融合机制。完善统一领导、军民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建立军民一体、联动联保的网格化保障体系，拓展国防资源民用功能，加强在物流配送、防疫急需品生产等领域的合作，发挥军民融合、军民联动优势来共同应对疫情。

此外，还要完善重大卫生事件复产复工预案，完善相关企业复工申报备案制度，减少复工复产审批手续，严格把关企业联动防控机制构建、防控方案制定、员工信息排摸等重点方面工作，协助企业做好复工报批工作，实现分类分区分时段有序复工。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我国专业化医疗人才缺失的问题，应如何加强我国专业化医疗人才培养？

陈晓红：一方面，要进一步培养高层次的公卫流行病学专家，加强各个公卫学院对急性传染病(或新发传染病)的教学和科研，在重点公卫学院建立新发传染病的硕士、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工作站。

另一方面，除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等医学学科背景人才外，我们还需要高校在专业设置和规划中，对卫生经济、卫生管理、卫生政策等跨学科专业加以强化，改变相关专业、学科目前边缘化的状态，培养一批掌握现代经济学和公共管理理论的复合型人才。

《中国科学报》：重大疫情事件中对国家储备能力也是一项重大考验，在进一步健全国家储备体系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陈晓红：我认为，首先要完善储备立法修规，大力推进国家储备依法治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战略物资储备法律，存在立法分散、立法滞后、立法位阶偏低等问题，制约了各类储备统筹协调，也不利于各类储备的规范管理。

还要建立储备资金保障体系，加大公共卫生设施投资力度，加强资金管理与应用。储备资金的收支及运营管理由国家统一控制，根据国家需要控制储备资金额度。

同时，在科学研判世情、国情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战略储备物资的品种结构，根据国家战略安全的需要适时调整战略物资储备的品种与规模，进一步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此外，还应系统谋划、统筹协调，提高物资储备协同保障能力，同时加大数据共享应用力度，提升物资动态管理水平。建议结合我国战略物资储备发展现状，统一标准和规则，满足大数据应用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采集的要求，构建科学高效的储备信息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