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采集小组与院士及其夫人合影。

②采集小组在会议室整理实物资料。

③为充实资料内容，采集小组专门前往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全面扫描院士的名人档案。

④项目负责人与院士深入交谈。

■许锋华 陈俊源

走进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推开一扇绿色的铁门，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艰难地扶着靠椅的把手，起身相迎。身前是一张堆满书的桌子，桌上一台老式收音机正在播报当日的新闻。采集小组成员见状连忙上前相扶，但都被院士一一婉拒了。院士边缓慢地起身，边摇手说：“我自己可以的”。经过大约一刻钟深入的交谈之后，由于身体原因，院士再次回到了门口那张书桌前，小组成员继续向院士夫人了解情况。临走前，院士再次从书桌前缓缓走到门口的护拦边起身相送，直到我们的身影淡出了他的视线。这一幕是小组成员初见院士的情形，而这种起身相迎与起身相送的情形持续了整整两年，每一次去院士家里，小组成员都会受到这般礼遇，这让成员们对这位在科学研究与教育领域均有卓越建树的学界巨子又多了一分敬意。

随着与院士交往的深入，采集小组成员的使命感愈发强烈，那就是要通过小组的工作，让院士科研领域的前瞻思想、教育事业的深刻洞见、人文方面的深厚底蕴以及待人之道的温良恭谦得以完整呈现。对小组而言，做好采集工作，已不仅仅因为它是项目的硬性指标，更是缘于小组在内心暗暗对院士许下的承诺！也许小组的工作十分平凡，但我们仍然愿意倾尽全力，让与院士相关的珍贵实物典藏于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让院士不凡的学术成长之路印刻于中国科学的历史轨迹。

杨叔子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于2016年6月正式启动，两年中，采集工作始终是团队成员的核心任务，小组成员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从与院士建立联系、取得信任，到制定项目总体推进方案，从购置录音笔、数码相机、扫描仪等专业工具，再到深入访谈、数字化、编目与撰写研究报告等各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采集小组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求将院士的学术成长经历进行真实且完整的勾勒。由于最开始对采集工程的具体要求不甚明晰，致使第一次巡检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经过深刻反思与积极改进，采集小组对采集工程的核心内容、相关要求与工作方式逐渐明朗，采集工作在中期评审时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在之后的一年中，采集小组认真结合专家意见与前期经验，将采集工作进一步完善。结题之际，采集小组希望与各位同仁分享两年来的工作感悟，以期为后续的采集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帮助。

总体而言，采集是一个需投入大量精力、时间与人力的复杂工程，其中，与院士的互动、团队的组建以及科学的工作规划的制定是项目得以成功的关键要素。

首先，与院士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是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首要前提。

采集小组自承担本任务以来，就积极与院士联系。虽然起初院士对采集小组的动机与工作性质有所芥蒂，但小组成员的真诚最终深深打动了院士，不仅院士本人欣然同意配合采集工作，而且其夫人徐辉碧教授更是大力支持！正是在二位的鼎力相助下，采集小组得以遍访九江、北京、深圳、武汉等地，对院士的出生地、成长地与工作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并对院士的亲人，院士在各阶段的同学、老师、同事、学生等与院士学术成长经历密切相关的人物以及院士本人顺利进行正式的深度访谈。

访谈过程中的一些场景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无论是院士的同学、同事还是院士在不同阶段招收的研究生，都对院士的为人赞不绝口。真诚、虚心、好学、踏实、勤奋、严谨、认真、负责、前瞻、敏锐……这些词语在访谈中反复交叠，频频出现，一个德才兼备的智者形象跃然脑海。其中，院士的1995级博士研究生、现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在说起院士与其的交往细节时不禁潸然泪下，小组成员亦被她所讲述的院士对其充满信任，循循善诱，使其下定决心奋发向上的感人故事所打动。随着采集工程的深度推进，我们也就有了更多与院士直接交流的机会。院士炽热的爱国情怀、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人文底蕴、睿智的教育思想以及真诚的待人方式，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影响着采集小组的每一位成员，成员的学术品味与人生境界均于无声处得到无形的提升。

通过此次大规模的采集工作，小组不仅了解了他人眼中的院士形象，还从院士的亲人、学生及好友处获得了大量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例如，院士的侄外孙女孙肖南女士提供了关于院士父亲杨赓笙先生的诸多宝贵资料；院士在1991年招收的硕博连读的研究生、现深圳市圆梦精密技术研究院院长李军旗提供了其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前后院士与其的信件往来，字里行间充盈着院士对其的关爱、鼓励与期待，见之无不令人动容；院士多年的挚友、被誉为“中国人工智能第一人”的涂序彦教授提供了院士与其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出席会议时的珍贵合影。这些访谈经历与所得实物资料为后期资料长编的编制与研究报告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佐证与支撑。

其次，团队建设是项目有效推进的动力支撑。

采集工程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具体的操作细节也十分烦琐，没有一支熟悉采集要求且工作认真负责的团队的支撑，难以保证采集的质量与效率。在项目负责人和徐辉碧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团队成员的学科背景较为多元，机械工程、教育学、历史学、档案学、新闻传播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支持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此外，由于中国科协与湖北省科协健全的工作机制与颇具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资料的采集与整理得到了诸位专家的耐心指导，为小组的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帮助。因此，在团队建设方面，采集小组实现了各方资源与力量的高度整合。同时，在项目负责人的协调与统领下，采集小组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每位成员都以任务的高质量完成为己任，相互配合，贡献力量。资料清单、大事年表、资料长编、研究报告，每一项都是小组成员精心雕琢的成果。

在研究报告的撰写方面，小组成员充分挖掘所得资料，厘清院士的学术成长脉络，并根据撰写需要又对院士进行了多次非正式的补充访谈。遗憾的是，由于院士身体方面的原因，许多问题只能由院士夫人或长期跟随院士的学生代为回答。即便如此，这些回答对研究报告细节的充实与考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历经数轮集体打磨，采集小组拿出了一份近15万字的初稿，并将此稿送至院士处，请院士提供审阅意见。考虑到院士的身体情况，校稿任务由院士夫人徐辉碧教授与院士的1988级博士研究生、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史铁林教授合力承担。意见回收后，小组成员根据反馈意见对研究报告进行了新一轮修订，最终形成了一份23万余字的研究报告。

本次采集经历使小组成员对团队合作的力量有了深刻的切身体会。小组成员不计个人得失，争相为采集工程贡献力量，也愈加懂得珍视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可视为本次采集工程的一大收获。

最后，严谨周密的工作规划是项目有序进行的必要保证。

为保证采集这一繁杂的系统工程的有序推进，项目规划者必须既具有全局意识，又能够对每位成员的特点具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明确成员的分工与合作，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团队优势。鉴于采集工程的复杂性，在项目启动之初，采集小组就形成了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总体规划方案，几乎涵盖了采集工程的各个要素。同时，鉴于采集工程的烦琐性，在每次行动之前，采集小组会立足总体规划方案与采集事项的特殊性质，结合团队内每位成员的工作特点与优势，生成具体的推进方案，细化时间与人员分工，并对相关成员进行岗前培训。例如，在资料的数字化方面，在史铁林教授的大力支持下，项目负责人经过多方协调，于2016年9月底申请到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进行扫描的机会。据此，采集小组立即制定了详尽的扫描方案与后续资料编目计划。扫描方案涵盖扫描指标要求、人员分工、设备配置以及时间安排。编目计划衔接扫描方案，包含各类资料的界定、每类编目的具体填法与示例、大事年表与资料长编的编制以及各类资料的汇总、审查以及整改期限，可以说事无巨细。正是在这一方案的引领下，采集工作在整个流程中都有条不紊。不过，由于每个人的细致程度不同，在扫描与拍摄环节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部分资料的数字化结果不达标。这一经历再次使小组成员意识到，细致与专注是做好采集工作的态度前提，这也是项目负责人在后期关注的重点。不过，任何规划都不可能完备无缺，一定要根据在实践中生成的新问题不断完善工作方案。

回顾两年以来的采集经历，采集小组不仅对采集工作的意义与规范有了逐渐深入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小组成员在做人与做事两方面均获得了无形的境界提升。一方面，采集工程本身的复杂性与烦琐性，在很大的程度上磨炼了小组成员的耐心与细致的品质。同时，研究报告的撰写过程增进了采集小组对中国当代科技史的了解，极大地开阔了小组成员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与院士本人的交往，以及对院士学术成长经历相关资料的采集过程，不仅帮助采集小组读懂了院士（连院士自己都感慨：“恐怕除了我自己，现在你们已经是最懂我的人了！”），更使小组成员在做学问与待人接物方面受到了潜移默化的陶冶。所有这些，只有付出过纯粹的投入与真心方可获得。在此也祝愿更多加入采集行动的小组在今后的采集工作中拥有一段美丽的生命旅程。

（许锋华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陈俊源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