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如果在生活、学习上遇到问题了，可以随时去办公室找我，我请你们喝咖啡！”在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的报告厅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自然地理学家、景观生态学家傅伯杰在讲座结束时这样说道，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是笔者第一次见到傅伯杰，整场讲座中，他总是笑容可掬，没有半点架子。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他都深入浅出地给出解释，旁征博引；而且，他还不时穿插个人经历和感悟，颇有将全部所学所悟倾囊而出之势。听罢讲座，如同春风化雨，意犹未尽。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笔者又聆听了傅伯杰的科研故事，并且零距离与他交流。

结缘地理：从偏见到热爱

1977年冬天，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生，傅伯杰走进了考场。“你们当中有一个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当年监考老师的这句话，傅伯杰记忆犹新。那年，全国共有五百七十万名考生，却只录取二十七万人，傅伯杰考入了陕西师范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傅伯杰仔细端详着“地理”二字，是不是把“物理”写错了？因为填报志愿时，他写的都是无线电、自动化这些理工科热门专业，在他眼中地理是个文科专业。直到进了学校，他才接受了调剂进地理系的事实，当时地理系的七十名学生除两人外，都是调剂过来的。“当时我们还是有些看法的，觉得‘认识五百汉字，就能学地理’。”误将地理常识当地理科学的傅伯杰带着这样的偏见，开始了大学生活。

然而，渐渐地，地理专业“强基础，重实习”的教学方式和地理学的综合思维模式都深深吸引了他。“地貌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工业地理学、气象学与气候学……”尽管时隔三十余年，他仍然清晰地记着大学里的各门课程。他说，当时的实习比现在要多得多，要求也更严格，而且每个实习都为期3-4周。在大学的多次野外实习，他和同学们都是背着被子去的，到了夜里，就睡在废弃的厂房或仓库里。“地理系的学习培养了我们的综合素质，我们地理系的同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去当县长都是屈才！”傅伯杰的幽默，逗乐了在座的所有人。

大学期间的二十四门课程，傅伯杰几乎都得了90分以上或者优秀，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大学毕业。随后，他继续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中国自然地理专业的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北的沙漠、海南的海角天涯、贺兰山脉……一看到这些地名，许多人不禁联想到壮丽的自然景观，可在当时很多地域都未开发，人迹荒芜，条件艰苦。但这些都丝毫不影响傅伯杰对地理科学的热情。硕士期间，他就已经在《生态学报》和《地理科学》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七八篇学术论文，硕士毕业后，他留校工作。

1986年春天，傅伯杰做出了继续深造的打算，他把发表的十余篇文章寄给著名地理学家、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林超先生。林超当即为他争取了免试名额，录取他进入北京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并安排他前往英国Stirling大学学习。傅伯杰也成为了我国第一批出国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接受大师教诲，接触国际前沿；游走英国西欧，参加国际会议；掌握先进技术，发表国际论文。”傅伯杰的博士生涯由此开启，他在地理学的研究道路上渐行渐远。地理学不再是他和同学调侃中的“万金油”，而今，他深深地感慨道：“地理学是目前复杂性科学中最耀眼的明珠！”

人生信条：有始有终地做几件事

在科研道路上，傅伯杰取得了许多非凡的成绩：他在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过程、景观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为水土流失治理和植被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中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他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际景观生态学会杰出贡献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现任国际生态学会副主席、国际长期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副主席等，并担任众多期刊的主编和编委。面对这些奖励和头衔，傅伯杰说：“其实，我一生就做了几件事，也有困难的时候。所以说一定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终。”

“景观生态学要加强格局与过程的耦合，这就需要融合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特征，既要重视地理学所强调的格局，又要重视生态学强调的过程。当时意识到了，但是没法做。”1989年，傅伯杰被招聘到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单位只给了1000元的启动经费，教育部批准了两万元留学回国基金，当他买了电脑后，连买打印机的钱都没有了；次年，他申请了三万元的自然科学基金，但这对于这项研究工作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那时心情比较苦闷，因为研究经费不足，很多实验观测没法做，很多想法实现不了。可当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事情做。”傅伯杰只得暂且搁置了景观生态学的研究。1992年，不能“大展拳脚”的傅伯杰前往比利时从事博士后研究，在那里，他系统研究了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深入了解国际上的前沿科学问题。等到1994年回国以后，傅伯杰申请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利用与土壤侵蚀”等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面上基金项目的资助，他还获得了欧盟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有了这“第一桶金”，傅伯杰终于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了，“真正开始实践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2005年，傅伯杰团队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利用与土壤侵蚀”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1年，由于傅伯杰在景观生态学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为推动景观生态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国际景观生态学会授予他国际景观生态学会杰出贡献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科学家。然而这一路走来也充满艰辛。在2001年至2008年，傅伯杰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他坦言，当时这些行政管理工作占据了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2003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的答辩上，一位老院士就曾问他：“你这么忙，哪里还有时间做科研？”傅伯杰诚实地回答道：“管理工作占用了我70%的工作日，所以我只有一个半的工作日与我的研究团队在一起。不过，我每个周末基本都在课题组，这样下来，我一周也有一半的时间做科研了。虽然管理工作占据了很多时间，但管理工作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有所促进。我是做综合自然地理研究的，是地质、大气、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综合，通过这些管理工作，我也了解了这些领域的研究方法，好几招都可以用到我的研究上。”“我回答得比较实在，所以那次的申请，我们也通过了。”傅伯杰笑着说道，“管理和科研是会有冲突的，但也可以协调，一定要寻找好切入点。”

2008年后，傅伯杰开始着手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工作。“生态系统服务指的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各种益惠，包括各种服务。生态系统给我们提供了各种食物、纤维和产品，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调节服务，包括清洁的水、清洁的空气和文化服务。”傅伯杰说，“我们国家生态环境的本底是相对脆弱的，另外，我们国家人口总量大，环境压力大，人均资源量比较少，环境利用率比较低。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的短缺，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对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我国生态系统管理也将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目前，傅伯杰的研究团队在生态系统服务的机理、方法研究方面走在国际前列，他们为我国政府在生态系统服务和管理方面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且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2013年8月，傅伯杰应邀在第11届国际生态学大会作了题为“变化景观下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报告，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在国际生态学大会上作大会报告，他还当选为新一届国际生态学会副主席。

“做事情一定要持之以恒，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要坚持，过了这个坎儿，可能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傅伯杰语重心长地说道。

科研秘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982年，刚上研究生的傅伯杰发表了我国在景观生态学方向的第一篇文章——《地理学的新领域——景观生态学》，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另外，现在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生态系统管理与服务研究，傅伯杰也较早地在国内提出。傅伯杰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和新思路，往往在几年后会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而他发表论文的引用率在国内同行中名列前茅，许多同行都很佩服他独到的眼光。那这般“火眼金睛”是如何炼成的呢？

原来，秘诀就是他常常勉励学生的八个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主要从事自然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这注定了我的研究不仅离不开书卷，也离不开大自然。”傅伯杰说道。

傅伯杰至今保留着学生时代的读书笔记和调研笔记，在一本硬皮笔记本微微泛黄的扉页上抄录着这样一段话：“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的自传。”这是傅伯杰在1982年冬天摘抄的俄国著名学者赫尔岑的一段话。那时，傅伯杰正在读研究生，教学条件不好，书本大都是影印的，其中一本《Land use in advancing agriculture》，他是在几年前才一睹了“庐山真面目”。尽管如此，厚厚的大部头英文书籍，傅伯杰如饥似渴地一本接着一本读。

1981年，第一届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召开，景观生态学开始成为国际上的研究热点。次年，傅伯杰读到了这次大会的论文集，意识到“景观生态学可以使地理学的研究更深入一步，可以回答我们所看到的地理景观格局为什么形成，会有什么生态效应。如果不这样研究，地理学没法深入。”于是，他向《生态学杂志》投稿了《地理学的新领域——景观生态学》一文，并在文章最后写道：“我们相信，随着景观生态学的深入研究，地理学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飞速发展。”回忆起这件事，傅伯杰笑着说：“当时胆量比较大，读了几本书，就写了那篇论文。”正是这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才有了我国景观生态学领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无论地球科学、生命科学还是其他学科，都是要探究自然的本质和规律，所以我们要亲近大自然，走进大自然，融入自然。几十年前，我去过西北，那里的绿洲、荒漠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很深刻。现在一些西北的研究项目，如果在地理概况上有错误，我都能一眼看出来。”但是，“行万里路”并不局限于此，傅伯杰说：“‘路’还意味着实践，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发现问题。”

傅伯杰希望青年学子不要做“井底之蛙”，一方面，他建议同学们要博览群书，“只有多读书、多读文献，才能把握学科前沿动态，汲取经验来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他鼓励同学们多实践，多交流，善于合作，广交朋友，他说：“科学家是要交流的，一个人不能包打天下，要以开阔的胸怀与他人合作，以开放的思维吸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学生培养：做出特色，做出水平

“Do something new, do something different.”新一批学生入学后，这是傅伯杰总要对他们讲的一句话。“要做些新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进步；要做跟别人不同的东西，哪怕是那小小的差异。你的论文、你的工作，一定要有特色。”

为了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傅伯杰鼓励学生们自由发挥，自主选题。对于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这难免有些吃力，会遇上一些困难。这时，傅伯杰总会耐心地解答同学们的各种疑惑。硕士一年级的刘见波时常向傅伯杰汇报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即使工作繁忙，傅老师也总抽出时间来解答我的问题，每次谈完话，我都觉得受益匪浅。”在课题组，只要学生们不出野外，每周都会召开研讨会，傅伯杰基本每次都到。当一位同学汇报完了，傅伯杰总是第一个发言，从实验设计、研究思路到数据分析的方方面面都提出详尽细致的意见和建议。这种开放的培养模式和各项严格细致的要求，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了学生的科研思维，经过这些锻炼，学生们也都能独当一面了，他培养的学生中多人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奖。

另外，课题组里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新来的学生都要先去黄土高原上的羊圈沟实验基地锻炼几周，傅伯杰称之为“朝圣”。在1997年，傅伯杰通过实地选址考察，选取黄土丘陵沟壑区的羊圈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十余年来，傅伯杰的团队一直驻守于此，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揭示了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尺度土地利用格局对土壤水分、养分和土壤侵蚀的影响机理，建立了坡地土壤水分空间分布模型，比较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结构的水土保持效应，为水土流失治理和植被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但是羊圈沟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研究人员常常好几个人挤一间窑洞，打电话则要跑到山上空旷的地方找信号，为了洗澡需要专门进趟城，另外，断水断电也是家常便饭。“遇到下雨时，老百姓往回跑，我们往山上跑。”傅伯杰深知野外条件艰苦，对于学生们提出的改善实验和生活条件的要求，他都尽量满足。他也常常去看望这些驻守在科研一线的学生和同事们，而且每次都不是空手去的，他总是自己掏钱给学生们加加餐，鼓鼓劲儿。每次从国外回来，他还会带些巧克力和当地小特产。

羊圈沟的实习锻炼，把他的团队打造成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队伍。新生“朝圣”结束后，不仅了解了课题组的研究方向和内容，熟悉了实验环境，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去迎接更大的困难。在一项黄土高原自然降雨的侵蚀效应研究中，一位学生在两年时间里只等到了五次有效降雨，投稿后期刊编辑说数据太少。傅伯杰很心疼学生，但还是劝他咬咬牙再坚持一年。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年后，这篇文章顺利发表了，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赞赏。

在学生们的眼中，傅伯杰既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慈父，他一切以学生为出发点，为学生们着想。“你们要挑战我，还要挑战国际上的大家。”傅伯杰的这句话里饱含着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盼，也是他对科研事业“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