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明明 通讯员 檀琳 任伟锋
直到在手术台前连续工作8小时的陈绍洋实在支撑不住了，那4个鸡蛋大小、已顶破肝膜的瘤子才被发现。
2012年4月1日，西方愚人节，命运却和陈绍洋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昨天还身着手术衣给别人麻醉，12个小时后，躺在手术室里等待救治的却是他自己。
陈绍洋生病了。这个消息在西京医院传开后，引起一场“地震”。因为在很多西京人的印象里，那个“头戴浅蓝色手术帽，身着短袖手术衣，冬天裹一身军大衣”的陈绍洋似乎刚刚还一路小跑着，赶往下一个手术台。
麻醉是门艺术
麻醉师，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只是手术的“配角”。
实际上，外科大夫的重要性在于专注于某个区域的治疗，麻醉医生则要全面监控。手术能否顺利、病人术后能否平安，都取决于麻醉医生。
同样的手术，40岁或80岁的病人，对麻醉医生的要求完全不同。多或少一毫升，效果可能会谬以千里。
特别是对重症患者来说，例如高龄危重病人、多脏器移植、颅脑手术等，麻醉尤为关键。正因如此，麻醉医生往往与“重症监护”密不可分，陈绍洋就同时担任着西京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和重症监护主任两个职务。
陈绍洋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80年考入第四军医大学时，他甚至不知道毕业去向只是当护士。
当大部分同学都为前途感到灰心时，陈绍洋却每天都带着护理学和医学本科的专业书籍闷头学习。
“人要有自律心和定性，要学会管理自己。”这是陈绍洋对妻子罗兰常说的话。
正是凭着这种定性，当1995年西京医院“人才打擂”公开进行职称晋升时，32岁的他破格晋升副高职称。
在麻醉师岗位上，陈绍洋做了30年。在这过程中，他对工作岗位的理解也逐渐升华，“外科大夫是治病的，麻醉大夫是保命的，要做到‘梦醒之间、游刃有余’”。
麻醉师累心。陈绍洋的老搭档、西京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陶开山告诉记者，麻醉师是手术室里的“内科医生”，病人手术过程中内循环是否稳定、能不能顺利恢复，90%靠麻醉师。
西京医院的外科大夫，凡是和陈绍洋搭档做手术，心里都特别踏实。大家都知道，他有个坚持了30年的习惯——术前必查房，缓解病人情绪；术中必监控，随时掌握病情变化；术后当晚必回访。
7万多台手术的背后
30年来，陈绍洋完成的7万余例复杂手术麻醉，无一例麻醉意外、无一例医疗纠纷，创造了麻醉界的纪录。
他先后承担了全国首例换脸术、世界首例异位辅助性活体肝移植、全国首例心肝肾同期联合移植、世界年龄最小新生儿大面积烧伤患者救治等重大手术任务。
从护士到教授，从技师到医师，陈绍洋获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内的7个重大奖项，将23项新技术应用于临床。
从一台手术走向另一台手术的日子是平淡的。而细数这些平凡，才会发现其背后的不平凡。
7万多台手术从哪里来？举些例子就能明白：这位“大牌”从来不把自己当“腕儿”。在他眼里，患者是平等的，生命无贵贱。
医院里一位临时工的母亲需要动手术，特别希望陈绍洋来做。当她犹豫着拨通电话时，他只是觉得更应该早点说；来自河北邯郸的农民工因意外重伤，他满口答应亲自麻醉；一位煤气中毒患者生命垂危，他顾不上自己已累出的神经性耳聋，冲上去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时间长了，陈绍洋像是麻醉科的“总值班”。危险情况，他随叫随到；疑难杂症，他有求必应。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接到急诊他说走就走，20周年结婚纪念日被他临时取消，许诺家人的自驾游终未成行……罗兰说，他就像个陀螺，整日都是为了别人转的。
“每天早上7点前出门，直到次日凌晨才回家，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哪有时间去检查身体呢？”罗兰心疼得眼泪掉了下来。
一次，罗兰和他开玩笑说：“不就麻醉那点事儿，你至于这么认真吗？”
没想到，陈绍洋却严肃起来：“如果躺在手术台上的是我们的父母，你还会这么说吗？我是贫苦家庭出生，我知道被别人帮助，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陈绍洋一向处事低调。得知西京医院希望能为他拍些宣传素材时，他的回答是：“如果通过我，社会能对医生这个职业多些理解，那我愿意配合。”
医者本色
罗兰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麻醉专家，对别人的疼痛能那么敏感，自己却忍痛到无法支撑。
“陈绍洋是个把职业信念看得比命重的人。”西京医院政委董新平说。
住院期间，他似乎比原来更忙了。审阅稿件、查阅文献、批改学生论文、指导科研项目申报……
得知陈绍洋重病的消息，他的恩师、著名医学专家、85岁高龄的臧益民去看望他。当时，陈绍洋还在病床的小桌子上给学生修改答辩论文。
一向坚强的陈绍洋流泪了。他握着老师的手说：“我的脑子现在还是清醒的，只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点事，多希望能再有10年时间。”
即使再有10年时间，或许他依然不会留给自己。
老教授的眼睛湿润了，望着自己的爱徒，他缓缓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2013年8月4日，年仅50岁的陈绍洋永远地走了。他用一生书写着医者本色。
《中国科学报》 (2013-12-26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