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洪蔚
在一些人眼里，吕植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科学家：她早年研究大熊猫，并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后来又在为生态保护奔走，多年来奔走在田野考察的“前线”，她有着许多常人无法经历的故事。
达尔文的科学世界
吕植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从小喜欢读书，最喜欢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行日志》，达尔文远航经历和他创造的科学传奇，对她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对书中介绍的探索与发现、对那种“非常规的生活”，充满无限神往。“很可能因为青少年时代的这种影响，我选择了生物专业，高中毕业选择了北京大学生物系。”
刚考入北京大学时，吕植只有16岁，现实世界中“科学学子”的生活，与青少年时代憧憬的传奇世界，相去甚远。实验室的真实经历与《贝格尔号航行日志》描述的科学发现的迷人历程，有着天壤之别。大学生活的开头几年，让她颇为失望。 1983年，吕植终于找到了科学世界中属于自己的传奇，那年她得知一位叫潘文石的教授，在卧龙研究熊猫的工作，便要求投入他门下。一开始，潘文石并没有同意，“固执”的吕植，便对他紧追不舍，最后终于被这位著名的大熊猫专家收入门下，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开始了她的大熊猫生涯。
从1985年春天起，吕植开始进行系统的野外研究工作。长年的野外生活需要非同寻常的坚忍，而吕植一呆就是8年。这8年中，她成了大熊猫最信任的第一个“人类朋友”。
曾有人把一只患病熊猫交给她治疗。病愈后，这熊猫居然缠上了吕植，放归山林没有几天又自己跑了回来。她甚至可以随意出入大熊猫的洞穴，对于这种疑心很重的动物来说，吕植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它们允许这样零距离亲近的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出国“热”刚刚开始不久，北京大学的生物系几乎成了海外预科班。记者结识过几位北大生物系老教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大生物系，他们有个夸张的说法：“那几乎就是出国的跳板。”临到毕业时，班上大多数学生都怀揣护照，手捧托福、GRE成绩等着赴美的签证。
而当吕植面临毕业的时候，她丝毫没有考虑出国的问题，那时她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科学传奇，并一头扎进了大熊猫的栖息地。
1991年，吕植来到了美国国家健康中心作博士后研究。迈出国门，对吕植来说，只是一次研究、学习的良机。在美国4年，吕植根本没有考虑过留在美国的机会和可能性，更谈不上为之奔走。1995年当她结束课题研究时，美国地理学会等很多机构向她发出邀请，都被她谢绝了。她径直回到北大，回到了她热爱的大熊猫身边。
谈及“去留”之间的选择理由时，吕植的回答朴实无华：“我从没把出国当成改变生活的机会，我的选择完全基于兴趣和事业。”
作为青年科学家群体中的一员，成长于共和国的承平时代，“国家”以及“对国家的责任”，在吕植内心深处从懵懂到自觉，流淌得自然而然。在她的人生辞典中，爱国，就寓于科学致用——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为国家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具体行动之中。
算一笔经济账
吕植是一个感性的人，她也把感性当成女科学家从事科研工作和野外工作的无可比拟的优势。然而，也正是这种感性，使她早年的兴趣与爱好，逐渐转变为一种责任与担当。
“长期和大熊猫在一起，很自然和它们产生了感情。”吕植说，“看到它们的生境遭到破坏时，你很难做到今天观察研究它们，明天就离开了，任它们在艰难的处境中自生自灭。” 如果简单概括她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这样说，科学研究起步于她的感性与爱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环境问题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科学研究就成了她为国家计算环境与经济账的重要依据。
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大熊猫研究中，吕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熊猫这个物种的保护涉及人性、生态、经济多方面、多角度的问题，很多矛盾都聚焦在这个物种上，并被放大着。”
吕植也意识到，作为一名科学家，光呼吁是不够的。她说：“知识分子在说与做或者想与做之间的差距，是一个普遍问题。无论问到谁，环境重不重要，保护自然是不是应该做，没有人会说不应该。但怎么做，在什么情况下能做，这才是关键。实际的例子很少，成功的更少。既然我受了这么多年训练，看到了这么多国内外的案例，有机会学习了这么多东西，我就要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使命。”
“我要亲自来做一些事情。”吕植说。
从科学到社会实践
从此，吕植从一名单纯的科学家，变成了科学研究的社会实践者。而环境保护到底能不能让人们获益，也成为吕植最感兴趣的问题。
在长期的考察经历中，吕植接触过很多贫困地区的山民，从他们身上可以发现，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不像很多一味主张“经济优先”的人们所表达的那样尖锐与不可调和。相反，在一些贫困地区，居民对周围的自然环境有着一种纯朴、天然的敬重与珍惜。
关键是政策、法律上的支持与引导，吕植意识到。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整个国际大背景也为环境的“赢利”提供了可见的未来。“原来对于树木，只有木材价值，现在已经有额外的碳价值。我们已经开始交易。水的价值，马上就会出现。”今后，吕植说，一片林子的价值，也就不会单纯是一个林子的价值，它所产生的清洁的水、纯净的空气，它所抵御的自然灾害、所保护的物种，都会受到市场认可，环境与经济的矛盾也就会被调和。而这么做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国家法律和政策。
一般来说，科学家有两个动力：一是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点，这是最基本的，从达尔文的故事开始，吕植一步步地走进了这个奇妙的世界；另一个是“功利”，或者说研究本身的意义。科学致用应该是更大范畴上的功利，对很多人有用，对国家社会发展有用。如今，吕植说：“我就是在追求这样的价值转化。”
作为科学家，她说，从我研究的领域来看，实现这种价值和责任转化的方法就是，尽自己的力量，积累科学知识，积累实践经验，为国家的发展和保护决策提供证据。
几年前，在吕植和她同道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学成立了“自然与社会研究中心”，目的是通过政策研究、领导力的培养，将生态保护推向中国主流的发展政策与实践中去，其中就包括尝试用市场途径来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实践，运作出几个“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成功案例。比如先买一片林子，在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也能在经济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她说：“如果有一天，社会效益都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安全了。”
学术名片：
吕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兼职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Global Agenda Council 成员，全国科协常委。
从1998年至今，先后获得“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全国五一奖章等荣誉。2003年起任IUCN 物种生存委员会熊类组熊猫专家组组长；2000年起任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7-02 B2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