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做老师就有77载
在两年前举行的一次庆典上，当时已90岁的潘懋元说，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他的学生在场下会心地笑了，他们都熟悉他的一句话：“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潘懋元身上有个传奇：他从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当到大学副校长。这位老人习惯性地眨着眼睛，带着小孩子般得意的神情说：“70多年来，我当过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老师。”
1920年8月，潘懋元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贫苦小贩家庭。小时候在家随哥哥学习识字，8岁入私立东海小学读书，后转入私立时中中学初中部。
1940年，潘懋元一行3人，从广东汕头步行至福建长汀，报考抗日战争期间暂时迁往长汀的厦门大学，由于准备不足，未被录取。潘懋元没有气馁，更加刻苦地钻研，于1941年秋考入厦门大学，主修教育学，辅修经济学。
为维持学业，他开始勤工俭学，兼任福建长汀县私立乐育小学教师、长汀县立中学教务主任。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当老师，早在他15岁读初中三年级时，哥哥的朋友、揭阳树德小学校长，就请他去兼课，教小学三年级国文和算术。
大学里学习教育学，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做起，投身教育实践，到后来从事大学教育管理、教育研究，潘懋元的一生和“教育”这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的9月，他到江西的学校当过文史老师，还兼过教务主任。
1946年，潘懋元大学的老师李培囿教授推荐他回厦门，作为校长人选， 负责复建厦大附小，潘懋元提出希望能在任小学校长的同时，在厦大教育系做助教，他的要求得到校方同意。从此也就开始了教育学教学与研究的生涯。
10月，潘懋元回到厦门，开始筹办新的厦大附属小学，并出任校长。刚创办的附小，坐落在海滩边上，孩子在这里尽情地玩耍，荡秋千、砌沙盘、放风筝。学校唯一的校车用来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每天早上学生还能喝一杯牛奶。回想起这段日子，潘懋元说，当时真正体现了“一切为了孩子”的理念，同时，也是在实践陶行知、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即“生活教育和活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懋元由厦门大学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系，进修研究生课程。回到厦门大学后，潘懋元开始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工作。
1962年起，他兼任《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而主编由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担任。
回忆起王亚南任校长期间的岁月，潘懋元感慨颇多。他说，王亚南注重学术研究，创办了《厦门大学学报》，成为全国最早创办的3家大学学报之一，还培养出了数学家陈景润。
王亚南鼓励学生参与学术研究，经常邀请学生到他家里讨论学术问题。潘懋元说，正是因为喜欢这种既有家庭温馨、又有学术氛围的活动形式，所以现在每周末还坚持一次学术沙龙，其实，这是从王校长那里学来的。
担任大学教务处长、编学报，受学术氛围的浸润，这都为潘懋元研究高等教育学提供了实践土壤和思想源泉。直到后来当博导，他还会经常提起这段岁月对自己学术人生的影响。
高等教育学的拓荒者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但当时没有完整的理论来支撑。那时，我国原有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当时潘懋元刚过而立之年，在厦门大学讲授教育学并负责教务行政工作。他意识到，忽视高等教育的特点、硬把普通教育理论搬到高等教育中行不通，必须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高等教育理论。
听说潘懋元要“冒尖”，对高等教育进行专门研究，许多同行和专家不以为然。但是，潘懋元选择了坚持。
1956年暑假后开学，厦门大学的课程表里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来的“教育学”变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作出的尝试。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在课程与教学理论等章节改变了研究对象，但却开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搬上了课堂。
正当潘懋元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遇到十年浩劫。
“60岁以后出成果”，这是厦大师生对潘懋元学术人生的典型概括。
1978年，潘懋元在报纸上撰文，提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他还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提出了“高等教育”学科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改革的问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该领域的广阔性和发展前景。
此时的潘懋元虽年近花甲，却表现出年轻人的激情，他不再满足于20多年前的“小打小闹”，他疾呼，“不能再等了！必须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5月，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此时，距潘懋元把“高等教育”搬上课堂已过去了22年。
然而，起步之初的研究室可谓荜路蓝缕。当时只有5个人，办公地点是在厦大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里面摆了几张办公桌，开会时几张桌子一拼，成为大会议桌。就在这个地方，几个人又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是“文革”后第一份高等教育刊物。这份刊物除了发给本校的教师干部参考外，也向外单位邮寄100多份。
继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之后，全国又新增了好几个高教研究机构。潘懋元说，如果能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会，就能壮大高等教育研究的队伍，否则，力量分散，难成气候。在1979年的教育学年会上，他提出了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的倡议。为了争取理解和支持，他奔波于各高校之间，作了近百场专题报告。最终，他的倡议得到了教育界同仁的响应，也获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
1983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正式成立，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亲任会长，副会长有季羡林、何东昌、钱令希等人。
然而，成立研究室仅仅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高等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要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外，还必须有教材、有专著。如何撰写一部全面、系统的高等教育学专著？潘懋元根据多年研究反复推敲，提出了《高等教育大纲》(讨论稿)，并组织了北京、上海和厦门的9位青年教师，按照大纲分工撰写。1983年，《高等教育学》全书完稿，1984年正式出版。在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6年之后，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专著。
上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与传统文化，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等诸多问题，不断涌入潘懋元的研究范围。
这时，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但他如同一个勤劳的耕耘者，享受着自己学术的春天。
治学最反对“大、空、洋”
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在《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一书中提出，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但高等教育学不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纯粹是中文。
阿里·谢沃所说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此书成稿于1957年。上世纪50年代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才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但没有提出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上世纪70年代，前苏联才有学者编出了高等教育学教材。可见，潘懋元编撰的《高等教育学讲义》足以体现其原创力与前瞻性。
深圳大学高教所研究员李均在一篇论文中写道：“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无一不是通过依附、模仿西方而建，但是，在潘懋元的倡导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另辟蹊径，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摒弃依附的发展道路。”
潘懋元常向学生提起，理论研究中“大、空、洋”的倾向值得注意。“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的；“空”即空对空，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由理论推导出来，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搬洋人的话，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而真正有原创力的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潘懋元提倡广泛调查、深入考察、参与教育实践，尽可能使科研成果客观些、科学些，并充分考虑科研成果的可行性。他说，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一种理论要应用到实践，先要把学术理论转化为应用理论，还要把应用理论转化为政策，再将政策转化为措施，才有可能影响行动。
潘懋元每年给博士生开设两门课：“高等教育专题研究”和“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其中就包括了社会调查。在近年的社会调查中，潘懋元带着学生们一起坐火车、坐大巴，先后去过长沙、宁波、井冈山、赣州等地，深入学校，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博士生王琪说，先生出去，从来不是急于提观点，讲意见，而是要求大家调查、再调查。
潘懋元曾经对博士生说，如果大家希望有所建树的话，去民办校，那里将来会出教育家，公办校出教育家恐怕难多了。他分析认为，民办学校的校长是没有官本位的，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限制，如果干得好，他的位置就在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