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讨之路
说起自己3年多的追讨之路，季承的语音有些颤抖。
2009年12月，在季羡林去世不足半年之际，其位于北大朗润园13号公寓的故居被人砸窗盗窃。季承赶到现场时，发现室内一片狼藉，季羡林所藏的大量古书籍、塑像被盗走，后据海淀警方鉴定，这些失窃财物价值330万元。
失窃案让季承追讨父亲遗物的艰辛过程曝光在大众面前。季承说，其实这些书籍是北大之前转交给他的，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涉嫌盗窃这些书籍的王如和方咸如两人，究竟为何要做出破窗而入一事，他觉得“很是奇怪”。尽管他并没有表示这起盗窃案是否与北大方面有关，但仍称“这两人后面肯定有人指使”。毕竟，王如是季羡林前任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方咸如曾作为季羡林的管家，也曾经在北京大学做过保安工作，但后来被季承开除。
季羡林故居被盗案后，季承在追究王如和方咸如两人责任的同时，也并未放慢自己向北大追讨的步伐。在和北京大学商谈一年未果后，季承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2010年8月，季承在博客上撰文《就设立季羡林奖金一事致北大领导人的一封信》，正式提出了对季老遗产的处理方案。
季承在文中提出了关于建立季羡林奖金的初步设想，并希望这个设想可以“佐证”他追讨在北大保管的父亲文物的意图——“不是为了钱，是为社会作贡献”。
季承表示，他对这一奖学金的设想只是初步想法，奖金基金数额也被设定为“X亿元”。至于基金来源，季承说，以父亲遗留的文物、个人和有关机构的捐献为主。其中，前者数额至少为一亿元人民币，至于拿出多少钱作为基金，则由季羡林遗产继承人协商确定。
在季承的计划中，该奖学金每年奖金数额在300万～500万元。每个单项奖金数额为30万～50万元，每年共10项，平均分布在国内外东方学、中国国学、历史语言学、翻译作品、散文杂文等五个领域。
至于基金管理，则由北京大学、季羡林国学院、临清市人民政府、季羡林遗产继承人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原则是前三个单位每年轮流主持”。基金交由可靠运作单位运作，保证基金安全及稳定的收益。
季承还在博客上提出了基金会成立的期限——“我希望这一设想，能够在季羡林先生诞生100周年时，即2011年8月2日实现”。
“季先生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至今你们仍不归还他的文物，这是为什么，又是什么原因？”季承当时用这样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季承说：“北大只说学校很重视，但没有具体解决的意见和方案。我们提了一些意见和方案，北大方面不作回应，这导致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2011年12月中旬，在北大仍然不作任何回应的情况下，季承一度打算公开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北大未归还季羡林藏品一事向社会进行呼吁，“想促进一下这个事情的解决”。但这一设想最终被北大阻止。
季承称，2012年1月8日，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应他的要求和他见面，当时态度很诚恳，称希望学校和家属能够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当时他说一则是为了季先生的声誉，另外也是为了北大的声誉，不希望将此事扩大。应他的要求，我临时把新闻发布会推迟了，约定春节后继续谈。”
春节过后，季承盼望中的会面仍未出现。2月15日，季承向北大正式发了约见函，希望能够约定时间，继续商谈。季承称，其实他对继续交涉不抱乐观态度。
希望或失望
这几年来，让季承感到失望的，除了父亲的藏品迟迟未能追回，导致自己没能如愿成立季羡林基金会，还有季羡林故居被盗案迟迟未能结案。
2011年5月，季羡林故居被盗案在北京市一中院公开审理。据检察机关指控，2009年12月15日20时许，方咸如在王如的唆使下，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季羡林故居中，窃取书籍、塑像等大量物品。经鉴定，上述物品的价值为333万余元。
检方称，王如在得知他人报案后，又与方咸如将所盗财物转移至他处。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盗窃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由于“数额特别巨大”，因此公诉人建议量刑范围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案未当庭宣判。
但就在季承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的前几天，一中院突然对外宣布，已经对王如和方咸如两人进行取保候审。季承说，一中院之前并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而是在放人之后才通知他。按照一中院的说法是，有些问题还需要调查，并且两人已经被关押了2年，认罪态度有进步，并且取保候审是他们作出的决定，未受到其他干涉。季承对此表示不解，“这起盗窃案涉案金额巨大，案情清楚，为什么能放人？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没有判决？”
王、方两人被释放，相关人士还透露，经过法院的大量协调工作，目前北京大学已经放弃了这些被盗古籍的所有权，因此这些藏品归季承或者季羡林基金会所有。
季承表示，他感到这一说法有些荒诞，因为这些失窃的藏品早已在他手中，尤其是所谓的季羡林基金会，并不是自己或者季羡林的亲属成立的，“听说与北大有关系，但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清楚”。
4月24日，根据记者的查证，目前官方并没有季羡林基金会的注册信息。而据媒体报道，北大曾证实，季羡林海外基金会只是由季老的一位学生捐出200万美元后成立的，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暂时放在北大教育基金会下面，曾资助北大教授出过书，但此后长期没有活动。那么，所谓的季羡林基金会是否指的就是这个季羡林海外基金会？
3月23日，季承再度在博客上发文，称“如果在3月31日前不能进行商谈或商谈而没有结果，我们就不再和北大商谈”。
6天后，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等人与季承进行了最新一次的面谈。这次季承提出，北大要在一周之内先归还2009年3月从家里拿走“代为保管”的38件文物，再择期归还另外577幅书画作品，对方依然未给予正面答复，称将把这一要求向学校领导汇报，然后给以答复。“他们还说，北大方面认为2001年的捐赠是有效的、合法的，但对捐赠协议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解决文物归还问题都没有回答。”季承说。
沉默的回应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季羡林遗产风波使得之前默默无闻的季承被大众所熟知。但实际上，季承并不是依靠父亲成名的小人物。1955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1995年至2009年，他也在李政道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工作，与李政道有长期合作关系。对于外界的非议，季承表示很坦然。他说，现在自己已经没有工作在身，以后主要是做好季羡林基金会的工作。
去年11月，季承将父亲所遗165种古籍拍卖，获1620.7万元，现在这些钱已经转到了他的手中，他打算将来作为季羡林奖学金的一部分。季承说：“设立季羡林奖学金的事情我一定会遵守承诺，绝不会有任何变化，但现在条件还不够。这些钱也远远达不到一亿的目标。”
4月24日，就季羡林剩余藏品归属一事，《中国科学报》的记者致电北京大学党办、校办副主任余浚。余浚表示，自己只是北京大学的工作人员，无权给予答复，也无法就此事发表意见。
4月25日，记者致电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并应对方要求发去采访函。但截至记者发稿，仍未接到对方答复。
4月25日，季承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就在昨天下午，杨河给他发来短信，称将“尽快解决”，但仍闭口不谈时限和方式。对此，季承表示，他和律师的耐心已经快耗尽，但这次仍然打算给北大最后一个机会。如果近期内再无答复，他将尽快起诉北京大学，索要季羡林藏品。至于这个“近期”指多长的时间，季承只表示“很短，肯定不会是三个月或者半年，可能是一个月之内”。
4月25日晚，季承的代理律师、北京市君邦律师事务所主任李继泉表示，自从参与季羡林遗产案近3年来，他参与了多次和北京大学相关人士的会谈，但一直都毫无结果，“这几年来我们都觉得很无奈”，他也证实了季承即将起诉的决定，“目前我们正在作起诉的相关材料的准备”。
针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有关起诉能否胜诉的询问，李继泉表示，根据他的了解，虽然之前季羡林和北京大学签订了赠予协议，但是这一过程一直没有进行过公证。而且之后季羡林已经反悔，因此该协议已经失效。如果起诉，他相信能够获得胜诉。
对此，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知名律师周泽也表示，在季羡林藏品的归属权中，首先季羡林先生签订过赠予协议，代表着他个人意思的真实表达。但是如果能有季羡林先生在医院表示撤销捐赠意图的视频作为证据，原则上可以对前一行为进行推翻。季羡林的藏品应该属于季承，如果双方协商不成，季承可以向法院提出起诉。
4月25日晚，《中国科学报》记者致电季羡林的学生、知名学者钱文忠，试图就季羡林遗产归属权问题询问对方的意见。但钱文忠在听明记者来意后要求短信联系，但记者发去短信后，截至发稿时，钱文忠仍保持回避，未予以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