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在中学课本上曾提到过，唐朝僧人一行主持了世界上的第一次子午线长度测量，当时除了对其造诣深感崇敬之外，也觉得有些奇怪，和尚不是应该在庙里打坐念经的么？怎么会堕入红尘，管起俗事来了？后来倒也慢慢淡忘了此事，直到得知你在处理相关的资料，重新引起了我对僧人编历之类事情的兴趣，不知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否普遍？又究竟是何种机缘促使一行参与了编历工作呢？

 

■如果放在现在，仿佛是少林寺的一位僧人被请到中央，也不是落脚在“国家天文台”，但他制定了新的历法并且施行了，这部新历还规定从此以后2月不再是28天或者29天，而是31天。细究起来这个比方并不确切，但从表现形式上看，一行的经历就是这样，确实有些离奇。但就我所知的，方外之人拥有天学修为并制定了历法的，在隋唐历史上就曾有几位，而且几乎是连续出现的。比如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戊寅元历》的傅仁均，本身是东都洛阳的一名乾道，《新唐书》记载他善推步之学，受到当时“国家天文台”台长和副台长的推荐，受命制历。比他早一点，隋代的《开皇历》的制历人张宾，也是一名乾道。除此以外，我们所熟悉的李淳风，他的父亲李播，也是弃官当了道士。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隋唐之际，方外之人制历并不是鲜有其例的。至于一行得以制历，僧侣身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个话题太复杂，就先不谈吧。

 

□ 一行制历的种种机缘恐怕的确是很难一言道尽，不过编制历法似乎需要很高深的天文数学知识，至少是有大量的推算工作要做，是否是因为一行在此方面很有造诣，因而被选中也未可知。据说其自幼就刻苦学习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青年时代即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后为避开武三思的拉拢，剃度为僧，取名一行；并先后在嵩山、天台山学习佛教经典和天文数学。其中，关于一行学习算术的经历倒是颇有些传奇色彩，最为盛传的莫过于他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故事。据说当时，一行在数学上遇到了难题，四处请教却不得要领，后得知国清寺有位大师精通历法，便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前来寻师。当他走到国清寺外的丰干桥上时，涧水居然一反常态开始向西滚滚倒流而去，“一行到此水西流”因此也成为一段佳话。据说至今国清寺还有很多一行的遗迹，不知那块“一行到此水西流”的碑是否还在？

 

■ “一行到此水西流”的石碑是后人立在那的，也是天台山的一景了，此外国清寺中还有一行禅师塔，掩映在一片丛林之中。有次向玉佛寺的学问僧问起国清寺，他们也津津乐道于这个传说，可见留传之广了。那位教授一行算法的僧人，雪泥鸿爪一样难以考证。当时印度僧人多有从孟加拉湾穿过马六甲海峡走南海到中国南部、东部的沿海地区，天台山地处江南临海，所以也不能排除是外来和尚的可能。加上在宋人理解中，也有认为一行天文历算的本领就是在天台山学到的。所以天台学算的故事就让人充满遐想了。

 

其实一行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天文知识。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王室第三次征召一行入京，这次一行无法推托，入京之后，在集贤院进行他的天文工作，而集贤院本身即是为修撰四库图书而设立的。唐代的文化交流欣欣向荣，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印度人瞿昙悉达奉敕翻译《九执历》，这完全是一部印度的天文历法，此外见于经籍志的还有多种明显来源于印度天文书。入京之前，见于记载的有一行向玄都观的道士尹崇借阅书籍，尹崇《唐会要》里面说他“通三教积儒书万卷”。《旧唐书》里面评论一行少年时代“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可见是事有所本的。这还没有算上他所接触过的唐代历史上的西域求法僧。

 

□ 如此看来，一行的天文、算学修为都可谓相当高深的了，其求学精神可谓后生学习的典范。不过你说除他之外，还有很多方外之人拥有天学修为并制定了历法，这倒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只是不知这些人为何都会如此喜好天文、数学？这是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宗教的背景有些关联？这些人的天学修为究竟如何？如今我们又该如何去评价他们的工作呢？你倒是不妨作个系列的整体研究，可能会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来。你知道，传统的科学史曾一度给我们造成了科学与宗教对立的印象，似乎二者只有相互妨碍的关系，以至于研究牛顿的学者常常试图回避其炼金术活动，以免有损这位伟大科学家的一世英名。当然，现在这种情形已有了很大变化，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远非那么简单。我想知道的是，通过对一行这位僧人及其编历工作的研究，你在此方面是否有一些别样的看法要与大家分享呢？

 

■ 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傅仁均等为什么会对天文发生兴趣的，也不能知道他们的历法素养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但如果从社会文化背景来想的话应该与之有一定关系。唐代的寺院，十方僧众以及各方文士在里面挂单暂住都极其普遍，西域求法僧归国后也都住锡于寺院，于是寺院就成为了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玄都观的大量藏书也能说明这点。

 

我们可能见过一套中国古代科学家系列的邮票，一行也在其中，上面写的介绍是“僧一行，本名张遂，天文学家，发起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就像这方邮票传达的，一行在中国主要是他的天文工作受到关注，但在日本正好相反，一行被尊奉为密教诸祖之一，在宗教上受到的关注更多。这是应该比较有趣的现象。胎密最基本佛经《大日经》中本身包含了对修法的地点和时间的选择，这套方法是建立在西印度天文学的理论之上的，一行为之作《大日经疏》，引述了“西方历术”进行说明。从中我们可以认为佛经是一种媒介，一方面包含了历法的内容，一方面也由此我们得以直接知道一行掌握了西方历术。就一行本身的思想体系而言，我几乎看不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 记得曾看过蒋劲松的一篇书评，里面提到佛教不同宗派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是不同的。在佛教发展初期，佛在向小乘宣说的经典和戒律中，严格禁止僧众修习天文星占，可是在大乘佛经中却逐步放宽了尺度，而在密乘经典中甚至将天文、星占的研究当做密宗修行的重要内容。或许，一行的天学修为与其宗派教理是紧密相关的；所谓俗事，只要是为众生解脱与幸福，即可为之。

 

此外，你提到寺院成为重要文化知识交流场所，这在中西科学史上倒并不鲜见，甚至西方近代科学的创始人很多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当然又会扯到基督教与近代西方科学之间的关系了，这是个更为复杂而庞大的话题，远非我们所能驾驭。不过，你提到佛经是一种媒介，包含了历法的内容，我倒是很感兴趣。因为如果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看，这倒是可以拓展出一系列值得研究的课题。

 

■ 《七曜禳灾诀》、《宿曜经》等密教佛经都直接地涉及到印度历法，此外还有一些星斗的护摩仪轨，但这些内容显教不会涉及，因为日月五星被认为在须弥山的半山，处于色界最低层。确实，科学与宗教之间再加入传播的维度，从学理上的展开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