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中国学会史丛书”首批图书共13册作为科协50华诞的一份献礼，于日前推出。

 

中国科协主管的近两百个全国学会中，有些学会建会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如这套书收纳的中国药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等；也有一些是建国后成立的新兴科技学会，如这套书收纳的中国环境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电子学会等。“中国学会史丛书”即以这些知名科技学会为研究对象，细述学会发展历史，梳理学会发展脉络，刻画学会杰出同仁，探索科技学会在中国发生发展的规律。书中内容涉及学会的人文往事、组织结构、知名奖项，以及学会在开展学术交流、推进科普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可使读者获得对这些学会总括性的了解。另外，书中还收录了记述学会重大活动情况的大事记、名人资料、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等，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国内科学史学科初创于上世纪上半叶，最初着重于整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直至近年，才较为关注现当代科技史，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于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的科学团体——科技学会的发生发展，学界却少有涉及，也没有看到相关著作面世。因此，本书可谓填补空白之作。这套书的出版，让我们可以系统地梳理科技学会的发展历程，并从这一独特的视角观照现代科技在中国走过的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整个民族自上而下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和焦虑。众多有识之士发现，如欲与对手竞争，只有拜对手为师，学习对方的长处为我所用，才不致继续落伍。赛先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请到中国的，而众多科技学会的建立，就是现代科技自西方移植而来并落地生根的一个象征。

 

就西方而言，分科的各种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形成的，例如，英国化学会成立于1841年，法国化学会成立于1858年，德国化学会成立于1868年，美国化学会成立于1876年。而中国化学会则成立于1932年，比之西方，晚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学会这种组织在中国的出现，也是学习西方科技体制的结果。例如，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多为沐浴了欧风美雨的海归，他们深知“今之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非合作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他们认为科学是强国富民的关键，“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认为学会是国家文明的标志，“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中国化学会史》，第3~5页）由此可见，学会承载了一代人太多的梦想，而科学几乎是他们的信仰。正是在这种梦想和信仰的支撑下，中国化学会才能在那个战乱不断，并且既无经费、又无会址、更无专职人员的艰苦条件下，始终未中辍推动学术研究和传播的努力，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当然，并非所有的学科都移植自西方，有的学科中国自古就有，并且成就辉煌，但在这些领域，并未能生成“学会”这种组织形式。药学就是一个例子。2000多年来，中国药学的发展几乎形成了一个套路：本草知识的积累和总结多由知医通药的医家或儒士文官来完成。著名的《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就是由儒转医的。古代中国存在一个规模巨大的药业，从业人员由药商、药工和药农组成。古代的药店多是前店后厂式的个体小作坊，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传承是采用师徒传授的方式。从学科发展角度极为需要的药学专业教育、研究和学术交流基本阙如。在中国医药史上，一般认为最早的医药学术团体是明代隆庆二年（1568）建立于北京的“一体堂宅仁医会”，该会组织形式仿效当时的“文会”，其宗旨是努力钻研《内经》与四大医家（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震亨）的医学思想。但是，该会开创的学会形式并未跨明清两代延续下来。大致可以下结论：在古代中国，并不具备产生“学会”的土壤和条件，而缺少了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必然制约药学的发展步伐。（《中国药学会史》，第3~4页）——近年来，学界热衷于讨论“李约瑟问题”，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回答，我想，从中国古代为什么未能形成学会这一角度去思考，或许能有所发明。

 

翻阅“中国学会史丛书”可以发现，我国相当多的科学社团均酝酿和成立于晚清和民国初年，那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在中国萌芽时期。1895年前后，变法维新思潮席卷朝野，维新人士热衷于办学会、开学堂和编报刊，于是出现了一个创办学会的热潮。晚清的最后10余年中，各地就创办了大量的农学会，至辛亥革命爆发时为止，全国总共成立各种名字的农学会达19处，农务分会达276处。而第一个倡议建立农学会的也许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1895年3月，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筹备成立农学会。同年10月，孙中山在报纸上发表《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文中写道：“[某]于去春，孑身数万里，重历各国，亲查治田垦地新法，以增识见，决意出己所学，以提倡斯民。……今特创立农学会于省城，以收集思广益之实效。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但不久之后，孙中山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告发，引发清军大肆搜捕农学会会员，陆皓东在会所被捕牺牲，孙中山出走海外，广州农学会被禁。1896年，著名学者罗振玉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农务总会”，提出“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源”，梁启超、谭嗣同等先后成为其会员，王国维参与编辑《农学报》的工作，并为该报翻译外国农学文章。1898年戊戌政变，大批学会遭禁，报刊被查封，由于“农务总会”并未“妄议时政”，所以，与那些政治性较强的学会横遭扼杀的命运不同，“农务总会”得以幸存。（《中国农学会史》，第5~10页）——由这段历史来看，可以说，学会这样一种现代组织，只能出现在现代社会中，没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公民社会的形成，学会不可能有顺利的发展。

 

 

纵览众多学会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兴衰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伴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一次次变迁，这些学会也经历了几起几落。相当一部分学会初创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其创办者多为中国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奠基人，他们投入满腔热忱，以自己的学识与智慧，以坚韧的意志力，推动学会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这些学会的早期活动也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内战频仍、八年抗战、社会动荡、经济崩溃……这一切，都使得这些学会不可能实现其全部的美好愿望，科学在中国也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不断增设，工业部门和国防单位相继建立了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各单位的科研条件不断改善，从欧美和苏联陆续归来的一批学者投身新中国建设，为科学的发展铺就了宽广的道路。经历了政权更替之际的短暂中断之后，各个学会相继恢复，并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中国化学会为例：“国家不仅提供经费，还配备专职干部，支持学会的各项学术活动……旧中国那种无专门会所、无专职人员、经费拮据、工作困难重重的窘境，已一去不复返，学会各项活动的规模、范围都大为改观，当时中国化学会的会员已达6000余人，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会员们经常需到学会来聚集，学会已初具‘化学家之家’的规模。”（《中国化学会史》，第24页）不幸的是，学会工作也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1966年文革爆发，大多数学会的工作更是完全停顿了下来，中国科技也遭致重大损失，直到十多年之后，才重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会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加强了对学会的领导。学会并且各有挂靠单位，学会办事机构被定为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经费由国家解决。国家的支持为学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但也带来了一些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例如，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在2002年即提出：“突破影响学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大力发展会员入会……坚持以会员为本，突出会员在学会中的主体地位……会员必须积极参加学会活动，逐步改变会员与非会员无区别的状况。”（《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史》，第248页）《中国农学会史》也简要介绍了中国农学会的一些改革措施：2007年，适应社团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经中编办和农业部批准，中国农学会办事机构与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合并，确定为正局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80名，并充实增强了人才评价、成果评价和职业技能鉴定等职能。（《中国农学会史》，第60页）中国农学会通过争取政府职能的转移，拓展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学会的定位应该是一种非政府组织，是与政府组织、企业鼎足而三的一支社会力量，但在现今的环境中，却极度依赖政府的扶持，自主活动能力显得不足，这样的体制是否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条件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呢？

 

“中国学会史丛书”的主要目的是回顾学会历史，缅怀前人的历史功绩，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必能引发科技界人士对学会发展方向的思考。目前的学会体制是怎样经由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学会发展史上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学会与会员之间形成怎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学会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都是科技界人士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然，“中国学会史丛书”重在保存史料，而并不是分析性、研究性的著作，但它为后人开展关于学会史的专题性研究，或者通过学会史探讨中国科技的发展历程、成败得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热切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更有问题意识、研究更为深入的相关著作。

 

（《中国学会史丛书》（第一辑，13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