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在的（北京玉泉路）地区，有一天，忽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满道鼎沸的人流仿佛迎接什么盛大的节日，涌向披红挂彩的礼堂。

 

1977年11月23日是高能所的盛大节日，也是全科学院和中国整个科学界的盛大节日。喜讯传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作出决定，立即为高能研究所筹建三百至五百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这是何等振奋人心的事呵！”

 

这是1979年7月的一份名为《科学的春天》的出版物描述高能所“八七工程”被批准的情形。

 

“八七工程”目标是在北京市郊昌平县境内十三陵西南建造相当于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500亿电子伏特质子同步加速器。

 

3年后，不幸的消息传来，“八七工程”被迫下马。

 

 

“八七工程”的命运，是1977年制定、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通过并公布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八年规划”）的一个缩影。

 

“那个时候‘文革’结束，大家都觉得要大干一场，提出了很多大项目，包括高通量中子源，都是要瞄准世界最高水平，大家并没有太多考虑钱的问题。”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前所长郝柏林回忆道。郝柏林是“八年规划”物理卷总纲的起草人之一。

 

在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提到“要抓紧制订科学技术规划”。按照通知要求，9月27日~10月31日，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基础科学学科规划会议。随后，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规划得以最后形成。

 

这次规划的制订参与人员甚众。基础科学的规划就有来自中科院各所、全国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管理干部1200余人，时间历经了一个月。而参加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的有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和军委的负责人1000余人。实际上，直接参加各种讨论会、规划会和参加编制规划的已超过2万人。

 

“这个规划的制定还是充分尊重了专家的意见的，虽然有些理想化……”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王扬宗如是说。

 

在科学大会与会代表审议规划前，时任中科院副院长方毅专门讲了科技规划的问题。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规划应该是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规划。搞科学研究，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善于学习先进，敢于打破常规。”

 

“八年规划”提出的中国科学技术工作8年奋斗目标是：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专业科学研究人员达到80万人；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八年规划”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27个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作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研究重点。

 

按照当时的说法，实现了这个规划，就可以使中国部分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使差距缩小到10年左右，从而为后50年全面赶超打下坚实的基础。

 

1977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中科院工作会议上科学家的声音：“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又亲自率领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我们中国人敢想敢干，西方资产阶级能干的，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干，甚至他们干不了的我们也能干。”

 

王扬宗评论道：“尽管人们非常振奋，但是并不十分了解当时国际的科研情况，对自己的经济家底儿也不清楚。”

 

 

并非所有人都不清楚情况。

 

郝柏林回忆，1977年11月在友谊宾馆开科学规划会时，物理学有100多人参加，郝柏林是总纲起草人，高能物理的人没有参加，他们去向邓小平汇报搞大型加速器（即“八七工程”）。“在走廊里，周光召拉住我，告诉我现在的问题不是搞不搞，而是如何减少损失。”

 

郝柏林补充说，当时他并不反对搞高能对撞机，但是认为要在有基础的时候做。“我记得我当时在起草物理学发展总纲的时候说，要让北京的加速器成为青藏高原的珠峰，而不是人为的百尺竿头的一朵鲜花。”

 

郝柏林的审慎并没有改变当时人们的热情。

 

多年以后，高能所的谢家麟院士在《没有终点的旅程》一书中回忆道，“‘八七工程’是在相信中国有10个大庆油田，经费不成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科学上并未经过慎重的论证。”

 

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

 

不光是对自己家底的自信，还有突然发现的“宝藏”：原来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借钱。1978年夏天，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当时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对他说，应该向资本主义借钱，随着美元贬值，将来还钱很划算。

 

郝柏林回忆：“中科院开始要求各个所提交科学方案，我当时是物理所的党委委员，我们提出的一个方案被打回来了，说钱太少。后来再修改报上去，就没有了下文。”

 

根据中科院自然史所的杨丽凡对“八年规划”进行的一项研究，在中央的宣传鼓动下，科技领域也“成果累累”。1977~1978年的科技浪潮，“层层建立研究所，遍地盛开科学花”。某省，科研机构猛增了153%，涌现了不少“三无所”，无课题、无经费、无科研人员。1979年和1980年财政赤字均达170亿元，靠向银行借贷和透支过日子。

 

1980年，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伴随着刹车的经济项目，一大批科学工程也告下马，包括“八七工程”。

 

“八年科技规划的流产，主要源于国家对科学的投入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了太多外资，主要是大量的工业项目的建设、粮食的花费等，给予科学的投入必然就不足了，而原先制定的本来就高的目标，就无法落实了。”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科技政策研究专家说。

 

 

尽管承认“八年规划”经验不足，郝柏林认为，“八年规划”仍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科学家凭着一腔热情，而非部门私利。

 

郝柏林说：“1977~1978年，大家在规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个人利益的问题。当然，做高能物理的会支持做加速器和中子源等，但是并非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部门。”他说，制定规划的科学家们，都是要瞄准世界最高水平，比如希望做高通量中子源，但是后来发现经济和技术上有困难，他们就主动提出撤下来，直到现在才做。郝柏林说的后来重新启动的高通量中子源，就是中科院作为大科学工程，正在广东东莞建设的散裂中子源。

 

“对比1956年的规划，现在的中长期规划非常具体，一些项目就是有些利益集团希望通过规划纳入到自己手中。”郝柏林说。

 

前述的中科院自然史所的那位专家也认同这种说法，“八年规划中，科学家大多是比较单纯的，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