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断代”：为了下一代，先找回这一代
在高抒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有没有人或是该有多少人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已经有的人不再将心思放在 “是挣100万还是1000万”上。
与学生打过多年的交道，高抒给出的判断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需要的是一种切实可抓的信仰建设，即让年轻人有一个充满干劲、为着自己的兴趣以及国家需求去释放拼搏的环境。
在这一点上，不止一位学者认为，日本就十分值得学习——从危机感身上找到信仰，比如《日本沉没》等影片带来的生存感冲击。
这样的危机感还来源于国内大众传媒上的言论。以那本曾掀起轩然大波的《中国能否赶超日本》为例：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势头逐渐减弱，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暴露。该书作者唐津一表示，面对近邻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日本国内从民众到学者普遍有一种不安全感，甚至是一种被中国超过的危机感，“要写本书鼓起国内年轻人的自信，同时给出危机的信号！”
而这恰恰是国内所缺失的，用白益民的话说，即一种爱国教育的缺失，而这种教育并非简单的言传，更在于身教，这也正是他本人提出要用“师傅”来带徒弟，才能搞活中国工程科技的原因所在。
换句话说，“为了下一代，先找回这一代”。在白益民看来，老一辈以身作则的行为可以慢慢影响到年轻人的想法，以至形成一种信仰——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
而当信仰形成之时，浮躁、急功近利都将成为“浮云”。
今年10月，当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之时，研究生命科学的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也开始反思，“我们要向日本——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度学习什么”。
饶毅告诉记者，原因不在于日本人有多聪明，而是其认真和执著，一个人、一个民族能够持续认真、执著地做一件事，除了内在兴趣的动力之外，一种较为完善的教育、科研、产业环境以及干实事的信仰环境是更为重要的。
以日本人骄傲的制造业来说，日本人自己也将其归结为民族特性中的谦虚和好奇心。1543年，漂流到种子岛上的葡萄牙船只带来了火药绳枪，这项技术立即就传遍了整个日本列岛，并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战争形态。火药绳枪被人们彻底地分解开，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复制品的试射。
戴旭说，面对有着先进文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日本人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兴奋地睁大双眼去推理其构造，并学习制作出了无数仿制品。从不满足的欲望使他们不安于“差不多”，而是要“做得更好”，这一点正是中国人应当借鉴的。
就当下还未降温的钓鱼岛事件，包括戴旭在内的学者称之为“一个变革的机会”——外部危机常常让国内齐心协力，形成一个共同的“信仰点”。
一个投身工科，行动爱国的机会来了，年轻人被应召前来，他们的师傅们，以及社会环境是否准备好了？（原题为：工科生来了，师傅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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