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晨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2-12-11 8: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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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学术化倾向导致工程人才断代
 
企业的“惰性”:乐得花巨资购买现成技术
 
日本曾经的产业发展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白益民在《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中,重点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
 
回顾日本的历史,可以发现,真正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的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即对内抱团,对外竞争。
 
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学讲演时也曾提到,“我国被称为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白益民说,因为在日本,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只有产业细化,没有贫富分化。
 
以三井为例,在三井财团,扮演父亲角色的是三井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亲角色的是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两大机构下面,就是包括丰田、东芝、王子制纸和石川岛播磨在内的多个世界一流企业。
 
如今,三井有26家核心企业集团,其中多数都已进入世界500强的榜单。白益民指出,在这26家造出大量“零部件”的核心企业中,几乎“没有一次因为利益而争吵过”。
 
从经济规模和所有制形式来看,白益民说,日本这些企业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中国的一些国企。
 
然而,国内这些似乎最有可能成为“关键零部件”即自主创新的主体,却也在产学研中至关重要的“产”环节中“走了样”。
 
以汽车行业为例,成立于1944年的韩国起亚,只比中国某大型汽车国企的起步时间早了12年。可如今,起亚自主研发了多款新车型。而这家国企和大众合作多年,每年还要交不菲的技术转让费,“利润的大头都让德国人拿走了”。
 
这家国企里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级工程师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他所在的企业作为中国成长最快的车企,其主推产品的系列用的竟还是外国企业的发动机。
 
在他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车企拿不到外企的核心科技,却又不愿脚踏实地做技术,合资后如果赚了钱,本该自己研发的也不再费脑筋了。他说,“对整个企业的领导层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挖掘市场,能挣多少钱,年终报表的数字好看不好看,而不是别的。”
 
当然,企业的“惰性”还在于,“不敢冒风险,升级压力太大”。
 
在今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业大赛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就将其形象地称为“中国的企业犯了‘仿制病’”。他解释说,“就是自己不敢创新,老是去仿制”,比如,“我们国家重大的装备,包括电气工业装备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比较多的部分还是处于加工和仿制阶段”。
 
他也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这一问题,比如,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的确存在一定风险。
 
“有些企业觉得,自己承担行业技术更新换代的风险,压力太大,毕竟企业更多的是选择有短期经济效益的项目。”顾国彪说。
 
而对于一批机制创新、运行灵活的民营企业,尽管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新的亮点,但这中间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小,且多半尚未能掌握先进核心技术,创新成果少,还不能与外国大公司抗衡。
 
此外,对这些极富创新潜力的小公司来说,在薪酬上拼不过国企和外企,在待遇上又比不上传统的科研院所,这也成了他们创新力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参事、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石定寰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书中的一份数据显示,21世纪前后,我国的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机关,分布在企业的仅占27%,而日本占64.8%,美国占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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