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技术：一部概念批评史》，[美]埃里克·沙茨伯格著，张学渝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定价：88元

■陈巍

近百年来，中国技术史研究已积累丰硕成果，但其概念基础却在历史和哲学视野分歧下不那么稳固。实际研究中面临不少困惑，其中相当一部分根源于对“技术”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够清晰。埃里克·沙茨伯格的《什么是技术：一部概念批评史》恰恰把矛头对准了这个被视为不言自明、实则聚讼纷纭的词。作者从概念史与谱系学的双重进路，揭示现代人习用的“技术”并非对古老概念的自然沿袭，而是20世纪初建构的产物。

该书中译本的推出，无疑可为中国科技史界提供他山之石。

技术边界的历史性

笔者近年来关注技能在特定群体中的演化，常自问也问人：如何从“技术”角度界定实现专门功能的社会组织方式？特定人群可拆解复现的技能准则，如足球技术、证券分析等“技术”如何在该术语阐释中安放位置？对此，沙茨伯格作出了釜底抽薪式的回答：边界的混乱不能由研究者完全负责，它也肇因于概念本身的历史属性。

他把什么算作技术这个边界问题列为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之一，并指出古希腊人把医学、修辞、航海乃至治国都纳入“技术”一词的源头techne范畴内。中世纪拉丁语中的“技艺”（ars）所指同样宽泛无边。也就是说，历史维度下的技术从来没有稳定的明晰边界，而是一直被历史行动者圈划、争夺和迁移的。

从概念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没有单一起源的谱系学角度来说，某个对象“算不算真正的技术”这类问题，可转换成该对象从哪层含义、哪条路径加以理解。该书反复辨析了术语翻译中形近义异、易误译的难题。在德语里，Technik既有包含任何领域的手段、方法、技巧的广义，也有特指物质生产之技艺总体的狭义。

不同学者对其理解也不同。例如，马克斯·韦伯既提到了祈祷、记忆、作战等“技巧”，又从最狭义的工具理性使用了工业性含义的“技术”。显然，足球、炒股所需的“技术”属于广义的技艺或技巧，而不是20世纪才在英语里固定下来的狭义工业技术。但汉语“技术”一词同时承载不同层面的含义，这是Technik同词多义在汉语中的再现，需要通过分层标注来加以明确。

至于社会组织、社会功能涉及的技术，则可归入该书所称的文化论路径。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把技术知识界定为所有人类社群共有的、累积性的“非物质设备”，他的思想为哲学家芒福德所继承，技术被强调为人类选择与文化的产物。就风靡一时的技术决定论乃至技术统治论而言，社会制度性技能并非技术的外挂，而是技术的正当成员。芒福德的“巨机器”和哲学家福柯的“自我技术”等概念，也显示这类含义在技术的概念演变中素不缺席。它之所以在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史研究中显得越界，只是20世纪占主导的技术观把技术进一步窄化成工业技艺对应的器物或手段的结果。

从古典时代的techne，到中世纪的ars内涵在近代被艺术和应用科学瓜分，再到今天的学科领域细分，研究对象的边缘化折射出的是概念迁移的历史轨迹，同时也可以作为回溯概念边界的突出坐标。

“无用之学”的历史性

近来学界还存在一种论调，即批评“中国大众混淆科学与技术，把科学等同于科技，以功利眼光看待基础研究”。应当看到这一观点是具有现实关切的，根据沙茨伯格的概念史，可发现科学对文化具有高度依赖、拒绝把科学等同于生产力的粗糙工具论等方面与之颇具相通点，但是否以无用之学作为科学价值的标尺，或可进一步补充。

沙茨伯格指出，把无用的知识置于有用的技艺之上，本身就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它是对亚里士多德抬高科学知识而贬低技艺，剥离手段与目的，从而剥夺技艺的内在价值的贵族式知识观的复活。而培根主张自然哲学应“产生实际应用，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则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排序，这显示出科学与技术知识等级属于历史演化的阶段性选择，而非科学的天然固有本质。

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恰恰兼具古希腊的沉思传统与培根的实用纲领，二者不可偏废。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学以致用”正与近代科学发展的驱动因素相接。

另外，科学与技术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也是晚近的建构。在19世纪之前，science的含义远比今天宽泛，而“技术”则既指“实用艺术或工业艺术的科学研究”，又是“实用艺术的总称”。直到20世纪，才出现技术或应用科学与科学概念的对立，并提出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从属模型，该模型在冷战期间大行其道。然而在大部分时段，科学与技术相互作用，同时具有自主性和处于中间地带的互动模型更容易被接受。

应注意的是，赋予科学神圣性的纯粹、无功利理想也是历史建构的产物。1945年，美国科学家范内瓦·布什发布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倡导加大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呼吁赋予基础研究中心自主权。为获得有利的游说效果，布什策略性地回避了科学与技术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苏联科学哲学家赫森等人提出的“科学植根于技术与经济实践”而非纯粹观念的自我演进等观点，以及西欧近代科学兴起源于学者的理性与工匠的实践经验相融合的齐尔塞尔命题，都促进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却在冷战语境中被边缘化。

沙茨伯格在全书结尾提出《重塑技术观宣言》，重申把“工艺视为技术的一个关键要素……它始终包含着认知判断，而这些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道德原则的”，对理论、话语、原则与实践、物质性、应用之间的理解应取得再平衡，这对前述论调仍隐含的从属模型，以及将有用视为对知识的贬损，无疑具有完善认识的作用。厘清概念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更恰当地提出问题。

此书最深刻之处，是把“技术”由不证自明的对象重新还原为一个能够追寻其来历、可展开历史语境讨论的概念，从而为纠缠中国技术史研究的诸多边界与观念之困提供一把钥匙。张学渝的译本对techne、Technik、technology等一系列难缠术语的处理审慎而清晰，尤能保全原著概念辨析的层次，读来晓畅可信。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