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宇彤 实习生 金梦婷

“如果没考上好大学，我是不是只能去要饭了？”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像一艘快没油的船，终于要靠岸了，但发动机彻底坏了。”

“放不下完美主义，总是不自觉跟别人比较。”

“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放松的能力……”

在豆瓣平台，有一群年轻人正在“求救”：他们成绩好、守纪律、乖巧懂事，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好学生”的标签就像一座大山，让他们喘不过气。

他们恐惧失误、过度反思、习惯性讨好他人，一同陷在“失去自我”的泥淖。他们在尝试自救，有超过13万人加入“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寻找同伴、倾诉内心，也让更多人看到“好学生”背后的压抑、痛苦与迷茫。

在今年5月25日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走近这群“学霸”。

“有毒”的优秀

上了大学后，徐容（化名）发现一切都变了。

“与高中不同，老师不会再盯着每个学生的发展。”这让从河南省高考中一路“厮杀”、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她有点迷茫、无措。

在大一的第一节微积分课上，徐容就被浇了一盆冷水。“文科生要和理科生统一排名，竞争保研名额。”哪怕高考数学取得了140分的好成绩，但面对大学微积分课，她还是感到吃力，而“必修课成绩在评比中权重很大，一定要重视”。

她想过转专业。当初，为了“不浪费每一分”，父母帮她选择了名气大、体面、能赚钱的经管专业，而“成绩达到前30%才能转专业”的门槛又困住了她；她只能“卷”绩点，努力听课、刷题、死磕高数，可成绩就是提不上去。

当既往的成功路径失灵，从“好学生”位置跌落的徐容深陷挫败感与身份认同危机，“我不知道自己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困扰，还有更多人在“好学生”的光环下如履薄冰。

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的许栖安（化名）不愿主动谈起自己的学校。“如果别人知道我来自复旦大学，会产生更高的期待，我害怕让人失望。”

这份期待像一道枷锁。从小，父母就会“不经意”谈起同事家的孩子，哪怕她考了高分，父母也只会关注没拿到的分数；高中老师会当众宣读排名，做错题会被点名……她害怕落后，害怕被评价，靠着自我打压、自我PUA（Pick-Up Artist），维系着“好学生”的身份。

直到读博后，她仍常常陷入自我矛盾。“只有持续工作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休息则意味着价值缺失。我很难不这么想。”

为了完成上级期待而努力改变自身，高度服从、重视他人正向反馈，反而导致了一系列负面情绪和行为——这是豆瓣小组对“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定义。

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时，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温丽蔚在心里打了个问号：这是舆论的噱头，还是“好学生”的无病呻吟？

在和导师、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江淑玲商议后，温丽蔚决定走近这群“学霸”，倾听他们的脆弱与崩溃。在和21位“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交流后，她敏锐地发现，“好学生”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存在分化。

温丽蔚将其分为两类：优绩本位型与自我本位型。两者学业成就相近，但后者能够在学习中找到乐趣或发展业余爱好，前者则会为了成绩压制自身需求。“同时，自我本位的学生更多是依据自己的意愿去行动，而不是按照权威的要求。”温丽蔚说。

“硬币”的两面

早在高中时，徐容就隐约感到不对劲了。

“只有考出高分才会收获认可，真的对吗？”就读于当地“名校”的徐容，被诊断为中度抑郁，但并没有得到重视，“家长往往把学习成绩看得更重要，生怕孩子耽误学业”。

客观上，“好学生”的身份让徐容获得了更多隐性的资源——只要足够刻苦、优秀，所有行为就自动变得正当合理，甚至能赢得他人的尊敬。

而进入大学后，既有的评价体系被打破，昔日“好学生”的标签，反而成为加速她下坠的“镣铐”。

“‘好学生’和‘好学生心态’需要区分，后者往往是被过度内化的角色束缚，其核心并不是‘优秀’本身，而是一个人过度依赖外界评价。”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雷颖告诉《中国科学报》。

当“成绩好”“听话”“不犯错”逐渐成为一个人证明自己价值的主要方式时，优秀也可能变成心理负担。

因此，“好学生心态”的“受益者”与“受害者”，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如果一个人长期只能通过“表现好”来获得认可，反而很难自由地探索自我。

而在大学里，成绩不再是唯一标准，竞赛、科研、就业，甚至才艺、外形、人际关系……新的“赛场”无处不在，且并没有唯一答案。

“学生这时需要从‘被安排’转向自我规划，从完成任务转向探索意义。”雷颖表示。而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会加速“受益者”向“受害者”转变。

在长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雷颖发现，这类学生看上去优秀、自律，但内心却长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一次考试失利、一次竞赛落选、一次老师没有及时回复消息，都可能引发他们强烈的自我怀疑。

“反思本身是一种重要能力，但过度反思则会转化为心理内耗。”雷颖说，把每一次失误都解读为“我这个人不行”，实际反映了一种条件化的自我价值感——只有成功、正确、被认可，才有价值；一旦失败，整个人就被否定了。

在她看来，“好学生心态”的典型特征，是把人生简单理解为一场考试。

“考试有标准答案、明确评分、排名和即时反馈。”雷颖指出，因此，当其面对大学学习、职业选择、亲密关系、人生方向等开放性问题时，反而会非常痛苦。“他们并不习惯追问什么才是真正令自己渴望、适合自己的。”

“真正健康的‘好学生’，既有追求卓越的能力，也有面对不完美的能力。”雷颖说。

谁是“凶手”

优秀，难道真的成了“原罪”？

“自律和上进心本身是非常宝贵的品质。”雷颖告诉记者，但当自律背后是“不敢放松”的恐惧，当上进心背后是“害怕落后”的焦虑，这两种品质反而会变成枷锁。

通过交谈，温丽蔚也发现，“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本质在于失去了自我主体性。

“在社会竞争加剧、进步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挤压下，主体性的培育日益边缘化。”温丽蔚说。当鲜活的生命个体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而其情绪、意见与需求被忽视时，他们就容易把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内化为自己对待自己的方式。

对陷入困境的“好学生”来说，谁才是真正的“凶手”？温丽蔚调研发现，部分学校与家庭所信奉的“优绩本位”催生了这一恶果。

“以认知成就为中心的考试制度长期占据着学校评价的核心地位。”温丽蔚说，当学生们发现成绩不仅关乎前途命运，也是其在学校里的身份凭证时，他们便会主动以这一坐标衡量自我价值。

而当自我评价的“指挥棒”仅仅指向成绩，他们便不再思考：我是谁？我愿意为什么投入长期努力？什么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大学教育不是培养‘会考试的人’，而是要培养‘能面对开放人生的人’。”雷颖说，不仅要训练学生遵守规则，还要帮助他们理解、参与规则，在规则中发展自我。

当教育体系的“枷锁”不断收紧，若再缺少家庭的理解与支持，这一困境将雪上加霜。

“很多父母的爱，其实是被焦虑包裹的。”雷颖发现，父母担心孩子吃亏、落后，不断提醒、比较、控制，“孩子感受到的就不只是爱，也可能是担心不再被认可、不再被爱、不再被看好的压力”。

长此以往，这种由恐惧驱动的状态会消耗心理能量，让人持续焦虑、内耗、缺乏动力。

“家庭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培养一个永远不犯错的孩子。”雷颖指出，而是让他们知道：即使暂时失败、迷茫、不完美，仍然可以回到一个安全的关系中，重新获得力量。

“好学生心态”是一套复杂体系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温丽蔚惊讶地发现，更多因素浮出水面。

“在招募受访者时，联系我的二三百人几乎全部是女性。”这让温丽蔚无比惊讶。她专门在评论区留言，希望增加男性比例，但结果并不如她所愿。

“女生学不明白数理化”“必须更加优秀，才能得到家人关注”……这些由性别带来的危机感，让温丽蔚逐渐思考背后的深意，“听话、懂事、乖巧，这些对于‘好学生’的期待，往往也是传统规范中对‘好女孩’的要求”。

“逃避”并不可耻

“学校和家长必须保障孩子拥有自主支配的时间、选择权和试错权，让他们有机会主动走进多元环境。”温丽蔚说。

这需要学校和家庭拧成一股绳。雷颖说道，父母要学会把表现与认可度适当分开，让孩子知道失败并不可怕，减少比较性语言，驱散“别人家的孩子”阴影；学校要支持学生在真实任务中，通过选择、合作、挫折和调整，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边界、兴趣爱好、人生价值……所有这些外在的努力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增强心理韧性。

“真正健康的发展是在面对压力、挫折和不确定时，能够保持心理弹性，调节情绪，重新行动。”雷颖说。

“我必须一直优秀”“我不能让别人失望”“我不能犯错”“我不配休息”……这些究竟是感受，还是事实？

这是雷颖帮助“好学生心态受害者”重建自我的第一步。“他们把外界的评价、限制和否定，内化成了内心的自我攻击。”而要想建立健康的自我价值体系，首先要通过自我关怀，让身体与内心重获平静。要想寻找真正的“自己”，还要跳出单一的评价坐标系。

“感知生活中的微小进步，从兴趣、成长和生活体验中获得滋养，学会享受过程，而非执着于结果。”雷颖希望，“学霸”们真正实现从“恐惧驱动”向“内在驱动”的转变。

“我的人生，不会因为一门高数课就完蛋。”第二次考研失利的徐容逐渐意识到，与其在不擅长的赛道上死磕，不如早点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这是“逃避”吗？也许是。但“逃避”可耻吗？也许并不。

“如果一头鹿，为了躲避狮子而逃跑，它就变成了垃圾吗？如果一只寄居蟹，因为害怕被吃掉而躲起来，它就叫胆小鬼吗？它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挣扎求生。你也一样，是为了活下去才躲起来的。不管看起来多可悲、多狼狈，你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都是勇敢的。”

这是令一所医学院大四学生李里（化名）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台词，也是将她从焦虑、抑郁、病痛里解救出来的契机。

她决定休学。“我天天在哭，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只能逃离。”关于未来何去何从，她还在探索，“但可以确定的是，要追求真实的自我意志”。

而在高度不确定的人生阶段，敢跳出单一评价体系，自由选择与探索，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在发展心理学中，这叫作‘成人初显期’，指青春期后到心理真正成年之间的阶段，具有迷茫、不稳定、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的特点。”雷颖说。

在网络上，这也被称作“奥德赛时期”，但这不是“好学生”“坏学生”的专利，而是当代年轻人从依赖走向独立、从标准答案走向开放的人生都会经历的探索期。

“年轻人度过‘奥德赛时期’，更需要建立坚实的心理韧性。”雷颖说，这种迷茫、探索本来就是成长的一部分，有助于他们“最终成为能够发现并实现自我价值的独立个体”。

图片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