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氏原羚。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叶满山

普氏原羚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有蹄类动物，仅分布在青海湖流域，也被称作高原“精灵”。经过数十年接力保护，这种曾经濒临消失的羚羊，种群规模从本世纪初600余只恢复到如今的3700余只，保护成效备受瞩目。但种群数字回升，并不等同于物种已经脱离濒危险境。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振媛团队历时5年，踏遍青海湖、共和盆地两大普氏原羚全部现存分布区域，融合物种分布模型与可解释分析等手段开展系统栖息地评估。研究证实，超七成适宜栖息地、一半以上普氏原羚实际野外活动区域没有划入现有保护地范围，共和盆地大片优质生境几乎处于完全保护空缺。相关论文近日发表于《环境管理期刊》。

数量回暖不等于高枕无忧 栖息地才是物种存续根基

“很多公众存在一个误区，看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上涨就认为保护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蔡振媛强调，种群数量和栖息地质量是保护工作的左右手，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栖息地不断退化、碎片化，现有的种群恢复成果很可能难以维系。

当前普氏原羚生存最突出的矛盾，是栖息地破碎化与人为干扰的双重叠加。短期来看，人为活动带来的压力最为直接。普氏原羚的活动区域与牧民放牧草场高度重叠，密布的草原围栏限制羚羊自由移动。过度放牧造成草地退化，大量流浪狗频繁出没，对幼羚威胁尤其突出，个别局部种群已经出现数量下降苗头。

从长远视角看，铁路、高速公路这类封闭式交通设施把草原切割成一块块孤岛，阻碍不同种群之间的个体交流，不利于遗传多样性维持，埋下长期生存隐患。同时，持续抬升的青海湖湖水淹没湖滨草地，已经直接造成鸟岛片区栖息地萎缩，当地普氏原羚种群随之缩减。

为摸清栖息地完整“家底”，科研团队开展长达5年的野外实地调研，累计获取普氏原羚野外分布位点2731个。

调研中，科研人员感受到野生动物拥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青海湖沙岛景区关停之后，当地普氏原羚种群恢复，既有新生幼崽，也有周边种群迁移个体。不同片区普氏原羚对人类的反应截然不同，有的仅抬头张望，有的立刻奔逃，这和当地牧民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息息相关。

“我们在野外还目击过3只流浪狗围猎普氏原羚的场景。这让我们意识到，数量远多于狼的流浪狗已经成为普氏原羚新的‘天敌’。”蔡振媛说。

模型解析打破评估黑箱 厘清两大关键生存家园

这次研究的一大创新是将传统物种分布模型与变量解释和偏依赖响应等分析方法相结合，梳理形成了完整的保护信息链条——哪些区域适合普氏原羚栖息、环境条件为什么适宜，以及哪些优质区域尚未得到保护。模型经过多次重复验证，评估结果可靠性很高。

研究把普氏原羚的生存家园划分为两大板块。青海湖周边拥有737平方公里高适宜栖息地，是普氏原羚的核心主场，绝大多数现存种群依靠这片区域维系生存。共和盆地现状栖息的羚羊数量不多，但区域内适宜栖息地占比超过60%，是不可忽视的后备生存空间。

模型分析显示，人类干扰强度、干旱季均温降水、海拔、植被类型共同主导栖息地质量。有意思的是，研究刷新了人们对于人与野生动物的固有认知，并非只要有人类活动就会破坏羚羊生存。数据呈现单峰型响应规律，中低程度人为干扰之下，栖息地适宜性反而处于较高水平。冬季牧草匮乏的时候，农田里的残留秸秆、牧民牲畜饮水点的水，普氏原羚都会借机取用。

这并不代表普氏原羚能够从人类活动中获益，本质是低强度放牧环境，草地、水源刚好和羚羊生存需求空间重合。一旦升级到围栏大量扩张、过度放牧、城镇开发这类高强度干扰，栖息地适宜性就会快速下降，严重挤压普氏原羚生存空间。

保护空缺分析敲响警钟，71.83%适宜生境、52.34%野外实际分布区落在保护地边界之外。“之所以形成这么大的保护缺口，有历史客观原因。青海湖自然保护区1975年设立时，针对普氏原羚的调查非常有限，人们并不清楚羚羊真实分布范围。”蔡振媛表示，后续升级国家级保护区、建设国家公园候选区，又面临普氏原羚栖息地与放牧草场高度重叠的现实，人类活动密集区域很难划入保护地。对于普氏原羚这类分布范围狭窄的物种，全球通用的陆地保护面积标准不足以满足其生存需求。

拒绝围栏“一刀切”拆除 探索人兽协调保护新路径

针对草原围栏的专项野外调查发现，大量围栏集中修建在中、高质量栖息地上。围栏并不会彻底阻断种群交配和基因交流，但会增加普氏原羚觅食、迁移的体力消耗。普氏原羚依靠高速奔跑躲避天敌，密集围栏会阻挡它们的逃跑路线，直接增加被捕食的风险。

然而，围栏在高原畜牧业生产中具备不可替代价值，可以厘清草场边界、减少邻里纠纷、支撑轮牧制度落地，还能够解放劳动力，全部拆除在现实中行不通。

“我们团队提出因地制宜的改造思路。先开展实地核查，精准定位真正阻挡普氏原羚移动的围栏段落，采取替换刺丝围栏、降低围栏高度、抬升围栏底部离地间隙或开辟野生动物专用通道等方式优化。所有改造工程都需要和当地牧业生产统筹规划，兼顾牧民草场权益，保护举措才能够落地生根。”蔡振媛告诉记者。

不同种群恢复水平差距明显，部分种群还处在萎缩状态。“3700多只并不是普氏原羚的安全线。”蔡振媛提醒，未来一方面推进围栏友好改造，规划建设生态廊道，打通各个种群之间交流通道；另一方面长远谋划，探索历史分布区科学野外放归，拓宽普氏原羚生存版图，提升物种对抗气候波动、突发灾害的抵御能力。

这套“野外调查-模型评估-保护空缺识别”的完整工作范式具备很强的可迁移性，对于青藏高原其他同时承受气候变化、人为干扰双重压力的珍稀濒危动物有重要借鉴意义。

“保护普氏原羚需要多方力量协同。管理部门可落实生态补偿政策，控制栖息地新增围栏密度，协调多方力量推进廊道建设。”蔡振媛表示，普通公众也可以力所能及参与保护，野外遇见普氏原羚不惊扰不驱赶，不随意遗弃家犬，不在草原丢弃塑料垃圾，在羚羊活动区域驾车减速慢行。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26.13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