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八闽鸟和政和动物群生态复原图。赵闯/绘制

■本报记者 胡珉琦 见习记者 蒲雅杰

1861年，德国索伦霍芬发现的第一块始祖鸟化石，震惊世界。

2月13日，《自然》报道了中国古生物学者在福建政和动物群发现了全球最古老也是迄今唯一确切的侏罗纪鸟类——政和八闽鸟。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称其为“划时代发现”。

这也是两年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王敏团队与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以下简称福建地调院）合作，第二次将政和动物群的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

“光棍节”的意外之喜

2023年11月11日，福建政和县的野外考察和发掘现场，王敏和团队成员正在一个山坳中支起的小棚下进行难得的消遣——吃顿自己煮的火锅庆祝“光棍节”。

火锅局尚未过半，一阵风雨袭来。

雨停后，大家也没了兴致。于是，一改“雨天不出野外”的惯例，他们化食欲为工作热情，扛起榔头、拎起锤，奔向了发掘现场。没想到，就是这一股劲儿，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

一锤、两锤、三锤……正当王敏全情投入地劈开一大片黑色岩石时，负责接送团队的中巴车司机、作为业余古生物发掘爱好者加入福建地调院的林虓在他耳畔神秘兮兮地说：“王老师，快来看看这是什么？”

王敏并未抱什么希望。距离2022年10月团队在政和找到侏罗纪最晚期的鸟翼类恐龙——奇异福建龙的化石已经过去一年多，他已记不得多少次无功而返了。

然而，只看了林虓手上的石块切面一眼，他的心跳突然加速——切面上印刻着的是在岩石中只露出部分肩带骨骼的小型爬行动物化石。直觉告诉他，这就是他要找的鸟类化石！

“虽然当时只能透过被岩石遮住的部分看到一点点肩胛骨和乌喙骨，但它们的形态十分清晰，两种骨头都呈现一种分离的状态。”王敏回忆道。

他解释，恐龙的肩胛骨和乌喙骨是在一块儿的，被称为“肩胛乌喙骨”，而标本中两种骨头分离的形态说明它不是恐龙，而是更为进步的原始鸟类。

为保险起见，王敏第一时间拍照发给古脊椎所研究员周忠和，而他也兴奋地给出了一致的判断。

之后，在长达一年的室内修复和研究分析后，标本的“主人”被确认为鸟类。同位素测年结果显示，这只鸟翱翔在距今1.5亿年侏罗纪晚期的天空。

唯一确切的侏罗纪鸟类

鸟类是从恐龙演化而来的，根据宏演化的理论研究推测，鸟类多样性的增加最早发生在侏罗纪。

此前，人们熟知的侏罗纪鸟类只有德国晚侏罗世的始祖鸟。这块始祖鸟化石因其羽毛被认为是鸟类。“单个特征很难定义一个类群，比如，后来人们发现，羽毛并非鸟类独有，也大量出现在恐龙身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古脊椎所所长徐星告诉《中国科学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始祖鸟属于恐爪龙类，而非鸟类。

那么，侏罗纪有没有确切的鸟类存在？

“政和八闽鸟携带的最关键特征是，它具有愈合的尾综骨，这是构成现代鸟类体形的基石。”王敏解释说，鸟类和其他爬行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鸟类的尾巴很短，不但尾椎数目减少，而且最后几枚尾椎愈合成一个名为尾综骨的结构。尾综骨的出现不仅帮助鸟类减轻了体重，还使它们的身体重心前移，在飞行时保持身体的稳定性。

尾骨缩短是恐龙向鸟类演化中最彻底的形态变化之一。包括始祖鸟、近鸟龙类等“潜在的侏罗纪鸟类”，仍然具有和恐龙一样的长尾骨，因此，它们在体形上与鸟类大相径庭。

在进化树上，政和八闽鸟是仅次于始祖鸟而最早分化的鸟类支系。王敏表示，与始祖鸟归属于恐龙还是鸟类的存疑不同，政和八闽鸟是目前唯一确切的侏罗纪鸟类。

“政和八闽鸟揭示了现代鸟类的体形结构在侏罗纪晚期就已经出现，说明此前我们对鸟类起源时间的认识相对保守，以尾综骨为代表的鸟类重要特征的出现时间可以提早近2000万年。”王敏认为，这从侧面反映了目前人类关于鸟类演化的认识仅是冰山一角，比政和八闽鸟更加原始的鸟类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系统发掘。

除政和八闽鸟外，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块单独保存的叉骨。这块叉骨与白垩纪的今鸟型类非常相似（最早的今鸟型类出现于1.3亿年前），而明显区别于政和八闽鸟，以及其他侏罗纪鸟类和恐龙。

“叉骨的发现证实了至少有两种鸟类生活在政和动物群，如果该叉骨的确属于今鸟型类，那么鸟类起源的时间将会进一步提前。”王敏说。

这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便迅速获得国内外古生物学界的广泛关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古生物学家Stephen L.Brusatte表示，政和八闽鸟是自1861年始祖鸟化石发现以来最重要的鸟类化石。

“可预期的成果，往往不是最重要的”

近二三十年来，科学家在燕辽生物群、热河生物群发现了一系列带羽毛的恐龙和早期鸟类化石，且数量繁多，使其成为全世界该研究领域最热点、最中心的区域。徐星认为，目前，政和动物群是世界上唯一展现了侏罗纪鸟类多样性的地点，它的研究潜力将不亚于前者。

在接受采访时，徐星回想起20多年前在辽西疯狂出野外的日子。“那时候我30多岁，就像王敏一样，埋头苦干。”

“基础研究要有探索有创新，必须尊重人才发展规律，这是年轻人的天下，就该让他们挑大梁。”徐星告诉《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古脊椎所一大改革举措就是重点支持40岁以下的青年人。

目前，研究所成立了7个重点领域的研究团队，今年39岁的王敏领衔其中之一，主要负责中生代脊椎动物生物多样性的形成过程及机制研究。徐星笑着说：“我和周老师（周忠和）都是王敏的‘兵’。”

周忠和、徐星职业生涯的高光点离不开燕辽生物群、热河生物群，这些世界级化石宝库仍需要深耕，而要真正揭开早期鸟类起源之谜，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化石发掘地。

“这是要冒风险的事。”周忠和强调，即便是辽西这样化石丰度比较高的地点，早期鸟类标本也极度稀缺，数十年不出一件重要标本都很正常，更何况政和动物群这样一个全新地点，“一开始我们对它的期望值并不高”。

“但探索研究就是如此，是不可预期的。完全可预期的成果，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周忠和坦言，“不可预期意味着高风险，就看你愿不愿意承受。”

王敏选择了直面风险。从2021年开始，他就带着团队和福建地调院的同事在政和地区开展野外工作，直至2023年11月找到两件重要标本。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看到，这个面积300平方米的采石坑已经被往下深挖了4米，旁边堆着高高的被劈成碎薄片的岩石。“检查每块岩石薄片的过程就像翻一本书。你永远不知道打开的这一页是否有需要的内容，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一页没有‘字’。”王敏说。

他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幸运儿”，但面对长长的化石空白期，王敏坦承，他始终无法与焦虑和解。这也是年轻科研人员的常态。

徐星表示，无论从研究所还是学科发展的角度，都需要更有力地支持青年人尝试有风险的研究。“除了资源倾斜外，我们正在改革人才考核机制，让那些探索性研究摆脱单一的量化考核桎梏，让科研人员的付出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4-0841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