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者生存》，苗德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定价：49元

■苗德岁

我应邀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快就想到用“幸者生存”这个书名，虽然对一般读者来说，不是十分“友好”，却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我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一些“可控”或“不可控”的事情，是如何决定我的命运并塑造了我的人生的。我希望这些个人经历能给予读者些许启示。

“幸运”曾多次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我是专门从事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演化生物学家，我想从“幸者生存”一词谈起。现在大多数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等同起来。尽管从专家的眼光看，这并不十分确切，然而它确实比较简练而形象地概括了生物演化论的核心思想：世间万物为了生存而相互竞争，经过世代之间基因的变异和遗传以及严酷的自然选择，最终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者生存了下来，并繁衍了后代；反之，则会走向灭绝。

前些年，一些演化生物学家提出，现实情况反映，单纯能够“适应”有时候并不能确保会生存下来，很多时候还要靠一点儿“好运气”。换句话说，“适者”只是具备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并不一定具有生存的充分条件。

比如，恐龙原本是中生代地球上的霸主，属于极度的“适者”，然而，在距今6600万年前的中生代末期，突然“祸从天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使恐龙和很多其他生物物种中的“适者”惨遭灭绝的厄运。而原本看起来不大起眼的早期哺乳动物祖先，以及从小型恐龙刚刚演化出来的早期鸟类却幸运地生存了下来，成为新生代地球上最重要的成员。因此，一些演化生物学家提出，“幸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luckiest）一词，似乎比“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更加贴切一些。

回顾我的人生经历，尤其是青少年阶段，“幸运”确曾多次影响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比如，若不是我因家中无人照顾而跟着邻家两位姐姐“伴读”，从而比同龄人早两年上学，后来，我就不可能有机会上南京地质学校，也不可能学了那么多的文化基础课，更不可能为后来在求学中的“发力”奠定了那么坚实的基础。

同样，若是没有三年困难时期赴哈尔滨投亲的经历，我也绝不可能变成今天之我。用中国科学院院士戎嘉余的话说，这些偶然因素给我带来了“不可复制”的人生。因此，“幸者生存”这一概念在我身上的体现，算是相当典型的了。

执着追求世间一切美好

当然，单靠“好运气”常常也是十分不靠谱的。我感到，幸运常眷顾执着与坚守的人。即便从世俗意义上来说，我至今也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我青少年时期从不随波逐流，我为自己执着追求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文学、音乐、体育、科学等，以及从未虚度年华而感到无憾，为能够坚守善良与美德而感到欣慰。

在时下教育问题上，无论是家长还是小朋友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焦虑，这可以理解，也不足为奇。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焦虑。回头看，所幸我的父母没有过度干预我的选择，我也从未“赶时髦”或“随大流”去追求大家竭力追逐的一些东西。

我在地质队劳动锻炼期间，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学唱京剧样板戏，反复收听电台播放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与交响乐《白毛女》。而读书和写作是我从未荒废过的“癖好”，它们对于我说来，像空气、水和粮食一样重要，因而从未受到过任何环境变化的影响。

我曾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个“五半斋”的斋号，意思是：半文半理、半土半洋、半瓶子醋。我向来认为文理之间是相通的，两者之间拥有共同的创意源泉。

最近，很多人对AI（人工智能）将来可能取代人类而感到焦虑。我对此说法嗤之以鼻，我问研究AI的专家朋友：你们研发的AI有望取代我这样的人吗？他说：Not A Chance（没指望）！我们俩都笑了……

无论文理科，创造力的来源主要但不限于好奇心、观察力和想象力。

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孩童都有一颗无比好奇的童心，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往往是后天的教育扼杀了孩子们天生的好奇心。而爱因斯坦、费曼等杰出的科学家和毕加索、黄永玉等艺术家都终生保持一颗童心，我的好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朋友们，也都是一帮不可救药的“老顽童”。

敏锐的观察力至为重要。我们行内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阿格塞是著名的博物学家、冰川学家、鱼类学家和美国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奠基者，他当年在哈佛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的时候，通常会在实验室的盘子里摆上一条鱼，让学生们去观察与描述这条鱼。但有学生的观察报告反复被阿格塞打回去，被要求继续观察，有时第二天还要继续……在阿格塞眼里，任何一个细节特征都不可以遗漏！如果我们说一个学生的眼睛好，那是高度评价其观察力。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无疑是创造力中最为可贵的资质之一，想象力要以丰富的阅历、广泛的阅读与独特的识见为基础。

再就是“通识”与“专精”的问题。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指出，治学无非二途，曰“通识”与“专精”。现在是“专家”多而“杂家”少。凡大学问家、大科学家与大艺术家，没有博闻广识是不行的，否则视野必然会受到局限。无法突破学科藩篱，就不大可能做到融会贯通，很难做出突破性或跨学科的大学问来。比如，余英时在文学、史学与政治学等领域造诣很深，因而能够做出遗世垂范的大学问来。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等也都是文理、艺术兼通的大家。

这些积累需要从孩提时开始且终生不可间断。我向来反对成功学一类的说教，也讨厌莫名其妙地“卷”；我笃信持之以恒、集腋成裘、水到渠成的学习态度，执着地追求世间一切美好与美妙的东西，而非“跟风”趋时。

（本文为后记，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系美国堪萨斯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