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过去两个世纪，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使无数人摆脱贫困，并为今天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解释了创新如何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

3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共同回答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什么？他们的答案不是资本、劳动力的简单积累，而是知识、技术与创新。他们在约瑟夫·熊彼特的思想基础上，将“创新”从经济增长的一个外在因素，转变为一个可以在主流经济学增长模型中严格分析的内生核心变量。

3位经济学家的主要思想

莫基尔将推动经济发展的知识称为“有用知识”，并将其划分为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类别。一是命题知识，即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知识；二是指令知识，即关于“如何做”的知识。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进步多来自工匠的试错和经验积累，即指令知识，但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局限性。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极大扩展了人类的“命题知识”存量，为指令知识提供了新方向。指令知识反过来验证和丰富命题知识，推动科学探索的深入。

阿吉翁和豪伊特核心的学术贡献在于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构建了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创立了“熊彼特式增长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增长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或企业通过研发活动推动的。成功的企业通过创新获得暂时性的垄断利润，这一利润激励会驱动下一轮创新，以“破坏”当前的垄断。经济增长正是在持续竞争中实现的，这就需要构建一套能够最大限度激发个人和企业创新潜力的生态系统。他们的模型得出结论，最优的创新环境是“可竞争的市场”，即市场存在竞争威胁，但创新成功者能获得足够的利润回报。这为反垄断政策和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提供了有效指导。

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历程

关于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在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20世纪初，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等著作中提出“创新理论”和“创造性破坏”概念，第一次将创新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但在他的时代，这一思想并未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也缺乏严谨的数学模型。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建立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分析经济增长提供了第一个严谨的数学框架。在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假定为一个“外生变量”。尽管如此，实证表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极大激发了经济学界对技术创新的研究热情。索洛也因其在增长理论上的贡献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此，打开“技术”这个黑箱成为过去经济增长研究的主旋律。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将索洛模型中“外生”的技术进步拓展为的内生增长理论。除了莫基尔、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工作以外，保罗·罗默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罗伯特·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也是典型代表，罗默由此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演化经济学也是理解技术创新过程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演化经济学并不试图在新古典的均衡框架内修修补补，而是提出一个全新分析范式，主要思想涉及技术演化、路径依赖和国家创新体系。

从新古典的“外生给定”发展到内生增长理论的“有目的投资”，再到演化经济学的“不确定的、系统的、路径依赖的演化过程”，我们对这一复杂现象的理解不断深化和贴近现实。经济学为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的创新、企业行为和结构性变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洞见，进而构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知识基础。

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创新”的概念对中国而言并不陌生。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知识经济”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决策层深刻认识到，必须依靠内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来提升国民经济的内在素质和抗风险能力。

1997年12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创新能力，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总格局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中央领导随后作出批示，提出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1999年8月，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提出将完善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当作一项长期战略任务。2006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对中国当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需要文化和制度来支持“创造性破坏”。在从“追赶型”创新转向“前沿开拓型”创新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激发、容纳并利用“创造性破坏”这一强大力量的生态系统。本质上，这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调整，以适应和解放“创新”这一最活跃的生产力。这意味着政府的角色从“运动员”和“裁判员”转向“园丁”和“土壤守护者”，让创新的种子破土而出，并最终形成一片生生不息、自我强化的“创新雨林”。

此外，构建“可竞争性市场”迫在眉睫。应强化反垄断，促进公平竞争，防止平台企业利用市场优势扼杀初创企业；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在保护创新者收益和促进知识扩散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同时，还需要构建多元化的人才体系，创新既需要顶尖的“创新者”（科学家、工程师），也需要庞大的“技能型人才”（高技能工匠、技术工人）将创意转化为现实。另外，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为劳动力市场快速提供适应技术变革的技能型人才，帮助劳动者在“创造性破坏”的阵痛中顺利转型。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