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尧在大学时期立下科学救国、农业救国的志向，勤奋学习，积极参加生产实践。

周尧（右一）和同事在鉴定昆虫标本。

抗美援朝期间中华医学会寄给周尧的信。

少年周尧

1994年9月，国务委员宋健为《中国蝶类志》出版题辞：“自然界壮丽，科学界创举，出版界盛绩。”

1939年6月初，周尧（左三）受聘参加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川康科学考察团，在川西采集和考察。

1938年，周尧从意大利回国的第二天就加入了陆军第187师，数天后奔赴抗战前线。

了解周尧的人，在叹服他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无不折服于他百折不挠的毅力、不知疲倦的精力、勇于开拓的魄力和高屋建瓴的视野。那么，是什么支撑着周尧，让他能历尽坎坷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抗美援朝期间，中华医学会曾给周尧寄来一封信。通过这封信以及背后的故事，我们终于明白：他对祖国无比深挚的爱就是他奋斗的不竭动力，祖国和人民就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正因如此，周尧终于由“雕虫小技”作出了大成就，他也以坎坷的经历、鲜明的个性、坚毅的精神、卓著的业绩，成为昆虫学界的传奇。

■夏如兵

周尧（1912—2008）

著名昆虫学家。浙江鄞县人，1912年出生，1934年考入南通大学农学院，1936年赴意大利那波里大学攻读昆虫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抗战。1939年5月参加中英庚款会川康科学考察团，在四川西部调查采集昆虫，同年11月受聘国立西北农学院任教授，从此扎根大西北，进行昆虫学教学和科学研究。重点研究昆虫分类，先后开展昆虫纲分目、盾蚧总科、金翅夜蛾亚科、蝶亚目等20多个昆虫类群的分类研究，发现记述372新种、31新亚种、2新型，建立29新属、2新亚科、1新科、15总科、21新亚目；发表科学论著200余篇（种）。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3项、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1项。1979年获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获香港亚洲农业发展基金会授予“亚洲农业杰出人士”称号与金奖，2001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出版的著作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等奖项。圣马力诺共和国国际科学院院士。2008年12月15日逝世。

一封来信，揭晓成功秘诀

抗美援朝期间，中华医学会给昆虫学家周尧寄来了一封信。

1952年1月起，朝鲜战场的美军违反国际公约，秘密实施细菌战，派飞机先后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撒布大量带有病菌的昆虫、杂物，企图制造疫病流行，残害朝中人民，削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有生力量。当时，周尧正带领西北农学院土改工作队在甘肃临潭县参加土地改革。听到美军发动细菌战的消息，周尧热血沸腾，决心亲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在诗中写道：“中华儿女勇而强，敢与黄须比短长。抗美援朝申大义，国威从此震遐方。当年未获快收疆，昂藏七尺亦自伤。我欲请缨头未白，保家卫国献降王。”他连夜向学校领导打电报，申请去朝鲜参加反细菌战，但学校没有批准。周尧又写信向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请缨，去信转到中华医学会，于是，便有了中华医学会给周尧的这封回信。

中华医学会在回信中写道：“您写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的信已转给我们，我们对于您的爱国热诚和愿意把您的技术为祖国服务的精神表示非常钦佩与欢迎。我们已将你的意见和中央防疫委员会商洽，他们认为按照目前情况不需要再派人前往朝鲜，但是在反细菌战研究工作开展之后，当然需要更多专门人才来参加的。不过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西北农学院教学工作，因为培养干部工作在祖国建设上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请您在工作岗位上作好精神准备，随时响应政府的号召。”

周尧1912年6月8日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1934年考入南通大学农学院，1936年赴意大利那波里大学攻读昆虫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抗战。1939年5月参加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川康科学考察团，并到四川西部调查采集昆虫。同年11月受聘国立西北农学院任教授，从此扎根大西北，进行昆虫学教学和科学研究。

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周尧勇于开拓，创造了许多昆虫学界的奇迹：1935年创办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昆虫学专业杂志——《趣味的昆虫》；1946年创立首个私人性质的昆虫研究所——天则昆虫研究所；1979年创办中国唯一的昆虫分类专业刊物——《昆虫分类学报》；1986年创建中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1988年创办全国第一家民办出版社——天则出版社。

在学术上，周尧是涉足领域最广、涉及昆虫类群最多的昆虫分类学家之一。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昆虫学史》；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完整的昆虫分类著作《普通昆虫学》和最早的《中国昆虫学图说》《中国农业害虫挂图》《检疫害虫图论》；出版第一部中国盾蚧分类专著《中国盾蚧志》；最早发表蝉科、角蝉、蜡蝉、木蠹蛾分类成果；主编第一部《中国蝶类志》；是原尾目研究、小麦吸浆虫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了解周尧的人，在叹服他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无不折服于他百折不挠的毅力、不知疲倦的精力、勇于开拓的魄力和高屋建瓴的视野。那么，是什么支撑着周尧，让他能历尽坎坷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从这封信以及背后的故事，我们终于明白：他对祖国无比深挚的爱就是他奋斗的不竭动力，祖国和人民就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

爱国是周尧生命中一以贯之的自觉追求。他目睹国家的危难，从小立下报国之志，中学时代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大学放弃学法律转而习农，毕业后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自费出国留学。当闻听日寇侵华，不惜中断学业投笔从戎，回国奔赴抗日战场。1939年他只身来到陕西杨陵，把70年的韶光奉献给这片古老而贫穷的黄土地。解放战争期间，面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队，他挺身而出，保护学校师生和财产安全。新中国成立后他迸发出更大的热情，忘我地投入到国家建设事业中。

难能可贵的是，周尧始终把爱国热情熔铸到他的昆虫学事业中，把报效祖国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天职。

祖国所需，是科研方向的出发点

周尧是从1936年起开始进行昆虫分类研究的，昆虫分类是他一生的主攻方向。

大学时期，周尧了解到中国昆虫的种类丰富，有15万种以上，已知的仅2万多种，而这2万多种昆虫中的95%是由外国人研究和定名的，学名后面附的是外国人的名字，中国人自己定名的还不到5%。“必须把这个百分比颠倒过来！”这就是周尧确立昆虫分类研究方向的动机。

他始终不忘在学术上维护国家主权和荣誉。为此，他投入大量精力编著教材，出版昆虫学著作，因为翻译的国外著作“不能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美国、意大利的昆虫学家来华商谈合作研究，周尧提出了合作研究的三个原则：借中国的标本必须归还给中国，模式标本要保存在中国；利用中国标本所作的研究工作必须与中国人合作；论文必须在中国发表。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以后，有一批昆虫是以“满洲国”作为种名或属名来命名的。上世纪80年代初，周尧联合国内18位著名昆虫学家，共同发表了《废除一批以“满洲国”命名的昆虫学名》的声明。

长期以来，中国蝴蝶的分类一直缺乏系统研究，已有分类系统来自国外不同流派，造成中国蝴蝶分类混乱，究竟有多少种、分多少属也不清楚。为此，年过80的周尧不顾年事已高，欣然接受了编写《中国蝶类志》、系统研究中国蝴蝶的艰巨任务。他团结50余位蝴蝶学者，呕心沥血，经过三年攻关，终于完成任务。《中国蝶类志》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一经发表，便在国际昆虫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获得了良好国际声誉，而周尧却付出了失去健康的代价。

周尧主攻昆虫分类的基础研究，但当国家需要时，又总是义无反顾地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害虫防治第一线。

建国初期，小麦吸浆虫肆虐关中和黄淮平原，当时的农业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托周尧进行防治研究。他带领师生夜以继日在麦田进行调查和大面积防治试验，提出了综合防治措施，很快控制住小麦吸浆虫的严重危害，在害虫防治史上书写了重要一页。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52年，受当时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委托，周尧又亲自带领师生到青海门源牧区调查蝗虫危害情况。由于介壳虫在中国农业生产上的危害严重，他选择介壳虫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后来又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蚧虫专著——《中国盾蚧志》。

此外，他还率先开展蝉类、蛾类等昆虫的分类研究，涉及类群达20多个，其中大多是农林业生产上的重要害虫。

周尧是中国昆虫学史研究的开拓者。看到国外的昆虫学史著作对中国一字不提，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昆虫学，他十分难过，决心弥补这一缺憾。在完成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他废寝忘食，披阅古籍数千册，撰写出《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一书，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修订增补为《中国昆虫学史》并由天则出版社出版，学术界称其“实为我国昆虫学历史扬眉吐气之作”“既是一部科技史专著，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

为国争光，是开创事业的初衷

在周尧的心中，科学事业从来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国家的事业，所以他能无私无畏，屡屡创造奇迹。

1979年，周尧联合国内外有声望的昆虫学家，发起创办了中国唯一的昆虫分类专业期刊——《昆虫分类学报》。该期刊的创办有助于正确鉴定中国农、林、牧、兽害虫和天敌昆虫，进而更快地摸清中国昆虫区系，雪洗中国在昆虫学领域的耻辱，促进中国昆虫分类学科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为祖国争光。

创办昆虫博物馆时，周尧提出建馆的“三服务三提高”方针：一为国际宣传和学术交流服务，提高祖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声誉和科技影响；二为教学科研服务，提高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三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无疑，首要目的是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

创办天则出版社，周尧则是确定了该社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立功”、为优化社会风气“立德”、为自然科学“立言”、为科学家“立传”的宗旨，首先考虑的也是为祖国建设立功。

家国情怀，是忘我工作的动力

周尧自大学期间确立昆虫学的研究方向后，一生没有动摇，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义无反顾，忘我工作。

在“反右”运动中，周尧受到冲击，不能到生产一线从事害虫防治工作。顶着“拔白旗”的批判，他日夜埋头于昆虫分类研究，在《昆虫学报》《动物分类学报》上连续发表分类学论文，并编写了《普通昆虫学》《昆虫分类学》《农业昆虫学总论》等多部教材。

在十年浩劫中，周尧的身心倍受摧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凭着对祖国的责任感和对科学事业的热爱，他一直没有中断科学研究。不管在“牛棚”或在“黑帮院”，他房间的灯光总是最后熄灭。

十年动乱后，周尧更是争分夺秒，每天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节假日也不例外。有人误解他如此勤奋工作无非是为了名利，他说：“‘民族恨’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工作的动力。我头脑里是充满了‘名利’思想，我念念不忘的是祖国母亲的‘名’和人民群众的‘利’。”

周尧常对身边的人说：“我愿在我见到列祖列宗时，能够无愧地对他们说：‘我心中无时不想着祖国，我一生没有浪费我的时间。’”事实上，他用一生的言行诠释了一个科学家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和坚定信念。

他曾如此谆谆告诫科技工作者：“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有国界。这是一个原则、大前提，背离了它，就会犯民族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不看见资本主义世界今天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的事实。无可否认，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还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们的祖先在科学领域有过光荣的历史，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我们有光明的未来，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对洋人的崇洋媚外、卑躬屈膝是完全不必要的。”

今天，我们提倡大力弘扬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首先就要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周尧等老一代科学家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科学报国的精神品格，正是新时代广大科技工作者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