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如果按照原定“超过三分之二同意票，当选学部委员”的办法，当选者还达不到原定名额，为使增选者达到和接近既定名额，这一门槛降为“超过二分之一”。】
1979年1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此时原有的190位学部委员（不计哲学社会科学部），只剩下110余位（此外有几位被打成“右派”的委员尚未恢复其称号），平均年龄高达73岁。当时，中科院主要领导方毅、李昌等同志认为，中科院必须实现从行政领导为主过渡到以学术领导为主的体制转变。为了加强学部力量，增选学部委员随即展开。此次学部委员增选，名额之多，可谓空前绝后；增选办法与增选结果对后来的院士制度影响之深，堪称史上之最。
这是自有学部以来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部委员。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是经过民主推荐和广泛协商产生的，没有进行选举。1957年进行了小规模的学部委员增补，办法上虽有改进，部分学部进行过投票表决，但最终结果并不是由选举决定的。以上两次选聘，在学术标准之外，政治因素、部门因素等也起着重要的作用。1979年开始的此次增选，是在全国拨乱反正、党中央大力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形势下进行的。党中央和中科院党组领导充分信任科学家，从增选工作一开始，就明确了由现有学部委员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学部委员的原则，从根本上保障了学部委员选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本次增选制订了比较详细的“增补办法”，规范了推荐、遴选和评审、选举等有关程序和办法，增选工作按照该办法规范有序地进行，排除了可能的种种干扰。增选结果出来之后，中央书记处认为学部委员年龄偏大，指示要增加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年科学家，但中科院认为增补须经全体学部委员协商，不宜行政插手干预，最终书记处没有坚持己见。
增选工作严格遵照增补办法进行。1980年11月26日为各学部投票日，此前在京外的学部委员进行了通讯投票，要求在该日前寄达。少数外地或在国外的学部委员的选票因故未能按时寄达，就被作为废票处理。如华罗庚当时正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他收到选票后立即通过中国驻美使馆的外交信使通道将选票寄回，但仍然晚到数日，他的投票就没有算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增选标准和增选办法为后来的学部委员和院士增选打下了基础，被长期沿用。如关于候选人的推荐提名，提出了两种途径：一是由两名以上的学部委员联名推荐，二是由中科院所属分院和研究机构，中央部委所属研究院、研究所（包括国防系统），各省（市）自治区科委，中国科协所属各学会，推荐本系统、本地区、本单位的有关候选人。各有关主管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科委、中国科协和中科院分别对各自系统的候选人进行遴选后，将候选人报送至中科院。
后一途径本是鉴于“文革”十年造成正常的学术交流难以进行，科学界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以及国防、军队系统的科学家因保密关系而不为外界了解等情况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没有料到的是，这种一时的权宜之计，后来被长期沿用，不仅背离了增选的同行评议精神，而且为一些部门、机构、行业等不同利益群体对增选工作的干扰打开了方便之门。
此次增选学部委员，按照推荐、遴选、评审和选举若干环节有序推进。1979年7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中科院的增补工作报告和增补办法，增选工作正式展开。
经过各渠道推荐的人选，经各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学会推荐的人选进行遴选后，于1979年10月底前向中科院提出了共计1100余名的推荐人选。随即学部主任、副主任联席会议审查确认有效推荐人选为996人。接着，中科院组织各学部进行评审和选举。先由各学部进行通讯评审或召集评审会议，从各系统报送的候选人中评选出初步的正式候选人名单。
1980年3月28日至4月2日，各学部在京召开原有学部委员会议，进行集体评议，按照差额投票的原则提出了367人的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于1980年11月26日由各学部进行无记名投票，产生出得票过半数的学部委员283人。1981年3月，这一名单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此次当选的283名学部委员，平均年龄62.8岁，其中55岁以下的40余人，最年轻的是41岁。此次增补后，学部委员总数达到400人。
此次增选首次由中国科学院自主选举学部委员，意义重大。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此次设定增选名额过多，原定为180名，但很多学部委员认为名额过少，中科院遂于1980年5月报请国务院批准将名额扩大为350名。如果按照原定“超过三分之二同意票，当选学部委员”的办法，当选者还达不到原定名额，为使增选者达到和接近既定名额，这一门槛降为“超过二分之一”。这一得票率沿用至2005年，致使我国的学部委员和院士选举的认同度长期低于国际惯例。
更戏剧性的变化是学部委员称号性质的改变。此次增选时，学部委员明确为工作称号，并不是荣誉称号，但他们当选后不到三年，却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究竟是如何转变的，且听下回分解。
《中国科学报》 (2014-05-16 第19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