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们在车站合影
没去青海之前，总想着给学生带去些知识，带去些观念。去了那才知道，我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教我。
■本报记者 陈彬 钟华
今年7月底，绿窗协会新的一批支教队又要启程奔赴青海了。这将是他们第5次支教。
2012年7月21日，一场特大暴雨突袭京城。
这场被称为“7·21”事件的特大暴雨让整个北京瘫痪，飞机停飞，火车延误。在北京西站，一群“90后”大学生也不得不被困在候车大厅。他们心急如焚，因为如果再不起程，他们就可能到达不了此行的目的地——青海。
这群大学生来自于大连理工大学绿窗协会，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科研考察，而是要完成为期两周的支教，他们必须完成自己的行程，不单是因为自己的任务，更为了千里之外的那群孩子。
好在苦等7个小时后，他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
心愿：让他们的选择多一些参考
大连理工大学绿窗协会成立于2009年。那年的5月，一篇名为《一位大工学子给全国大学生的一封信——关于建立支援西北贫困区组织的想法和说明》的文章在人人网上广泛流传，文章的作者是在大连理工读书的青海学生李珺。在他的呼吁下，同年7月，由15名学生组成的实践团队前往青海支教。
这些学生回到大连以后，随即注册创立了大连理工大学绿窗协会。李珺的“绿窗”思想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他们自付食宿，义务赴青海支教。
“所谓‘绿窗’，其实就是希望能‘开一扇窗，让世界洒满阳光’。”在接受采访时，绿窗协会现任负责人、本科生买昭一丁说，他们聚集起来做这件事情，是希望用行动让青海的孩子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给他们带去更多的憧憬和希望。
买昭一丁也是青海人。交谈中，他并不讳言自己加入绿窗的很大一部分“原始动力”来自于对青海的亲切感，但随着对这个社团的深入了解以及支教次数的增多，他对于“支教”二字的理解也在一步步加深。
“与长期支教不同，短期支教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打开一个窗口。让外界了解青海贫困地区的教育现状，同时带给那里的孩子一些外面的讯息。”买昭一丁说。
据介绍，在绿窗协会支教的几个县城里，绝大部分孩子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我接触了200多个孩子里，只有一个孩子曾经跟随打工的父母去过北京，其余的孩子最远只到过县城。”一位支教团员这样说。
“当孩子们的人生作出选择时，我们不能替他们拿主意，但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参考，比如去打工将面对什么，读书又会有怎样的发展，这样也许能帮助他们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买昭一丁说。
历练：我在教他们，他们也在教我
在“7·21 ”那场大雨里，有一个叫滕明瑶的学生也被困在了车站，当年读大一的她长得很秀气。支教期间，滕明瑶负责给学生们上“哲理故事”这门课。在一次上课时，这个没有被大暴雨吓到的女孩子，却被一群淘气的学生气哭了。
“有几个孩子特别淘，说他们又不听，我就被气哭了。”然而掉了一通眼泪后，小姑娘又开始沉思起来：“其实这里的问题还是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的问题，如果不能在这方面作出改变，管教几个孩子其实无济于事。”
在支教团，这种“教学相长”的事还有不少。
比如，每次支教团到达青海，总要带上一些物资。然而这物资该怎么发就成了一件为难的事情。“物资的大小不同，学生喜好各异，稍不注意就可能出问题。”支教团成员、该校大三学生王安然回忆说，他们一般让学生私下交换，但在一次物资发放时，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成为了很多当地女孩子眼中的宝贝，为了争抢这条裙子甚至还起了小争执。这件事刺激了王安然。“我们曾商量过，可不可以以此为契机，教给学生一些简单的交易知识？”她说，正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小问题，让他们学会如何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当然，帮助支教团成员成长的除了时不时出现的小状况，还有一下雨就掉闸的电线、浮着一层油的洗脸水、强弱呈周期性变化的手机信号……
“没去青海之前，总想着给学生带去些知识，带去些观念。去了那才知道，我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教我。”滕明瑶说。
反思：欣慰更多还是遗憾更多
郑晓宇今年读大三，作为这批支教队的一员，她在小学的时候曾在青海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她还结识了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当地女孩，两人成为了好朋友。然而几年后，那个女孩退学了，郑晓宇也离开了青海。如今两人已经失去联系多年。当记者问她是不是想再次寻找那个女孩时，郑晓宇笑了笑：“应该找不到了吧。”
如果说郑晓宇对青海的这种挂念算是一种“青海情结”的话，那么一个人只要在青海支教两周，无论他之前与这片土地有没有过交集，都会或多或少地感染上这种情结。
买昭一丁已经先后三次赴青海支教，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地孩子们对他们的欢迎：“每次支教，虽然八点钟才开始上课，孩子们六七点钟就会在校门口排队。一到下课，哪怕是刚认识的‘老师’，也会被孩子们拉着到处转，手拉手围成一圈，不让‘老师’离开……”
也正是有了情结，绿窗协会的每次纳新，“是不是真心为孩子们服务”成为了考评新成员的最重要标准。“曾经有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学生要加入绿窗，但我们没有录取他，因为我们感觉他加入绿窗的目的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简历上多加上一笔，这是我们很难接受的。”王安然说。
回顾绿窗这些年的发展，买昭一丁坦言，在欣喜之余也有着一些遗憾。“比如一些很优秀的学生因为经济原因辍学，我们尽力劝阻却无能为力；比如一些家长的固有观念难以改变；甚至还包括那些配置齐全却已经落了一层尘土的电脑设备。”
那么，当欣慰与遗憾相对比，孰轻孰重呢？
“还是欣慰更多吧，毕竟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了，每年报名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了，每次支教的准备越来越充分了，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工作越来越认可了，我们与当地孩子的心也越来越近了……”买昭一丁说。
《中国科学报》 (2013-07-25 第8版 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