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三强看来，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和知识体系，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伦理、文化形式和理论思维都有深刻的影响。
■赵文彦
今年10月是钱三强先生诞辰100周年，钱先生1913年10月出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严济慈先生支持和鼓励下，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免费名额。以此为起点，他走上了一条致力于原子核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之路。钱先生的科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战略的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储备。钱先生认为，科学研究、科研机构特别是国家的研究院所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为国家长远发展提供科学技术储备，包括知识储备、人才储备、技术储备。有了储备就有主动权，在关键的时候就不会受制于人。有了储备就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钱先生不止一次提到，有基础有储备，才可能创新。创新是“储备、积累”的必然结果；没有储备，没有积累是创不了新的。他还认为储备和创新要很好地结合。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钱先生就提出当务之急是要鼓动、促进中青年科学家成长。中青年科学家要沉下心来，在本专业领域勤奋钻研，在深度与广度上下功夫，筑好学术根基。
第二，理论研究在科学研究过程占有特殊的地位。钱先生是一位有成就的实验核物理学家。他集一生研究与工作经历，认为实验研究与理论研究是推动科技进步、实现科技创新的相互关联的两大基本要素。1978年，钱先生在《迎接科学的春天》一文中说：“实验工作是基础，是根本的环节。自觉的把加强理论研究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来考虑，把理论现代化作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才能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人才是根本。钱先生对我国“两弹”，特别是氢弹成功试验以及中国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是“人才保障”。钱先生以原子能研究所为基地，集聚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为我国“两弹”技术攻关提供了人才储备。邓稼先、朱光亚、彭桓武、程开甲、于敏、胡仁宇、周光召等……都是经钱先生推荐并亲自一个个谈话，然后送到“两弹”研发的第一线岗位上。
钱先生既是居里实验室培养出来的“千里马”，又是引领我国核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伯乐。他将国外培养科技人才成功的经验与中国国情结合探索出全新的人才观。他的人才观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红与专的统一观。钱先生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必须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这是从辩证的观点将人才的“才”和“德”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在原子能科学领域影响好几代人。
2、关于“中老虎”论。钱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浅谈学习与创新》一文中提出，现在40岁左右的人应成为“中老虎”。他们这批人已经有了十年到十五年研究工作经验，对我们的事业是非常宝贵的，他们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现在的“小老虎”能不能培养出来关键在于他们。
3、吸收国外成功经验，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高水平的人才。钱先生经常谈起旧中国没有像样的科学事业，也没有能力培养科技人才。新中国的情况大不一样，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教育已形成较完整的体系。钱先生1982年在报纸上发表的《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培养人才》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实行学位制的意义，他认为，建立学位制标志着我国能够自己培养在国际上被承认、有相当水平的科学人才，我们授予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应和美英法德的平均水平相当。学位制一定要把握好质量，博士国际上都有公认的标准，即要有严格的做研究工作全过程的训练，具备做研究工作的能力。
第四，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历史的必然。钱先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发展“两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奉献。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理念，他在居里实验室攻读学位时就已经确立，就是科学要“为人类谋幸福”。
20世纪70年代中期，钱先生就提出我国核事业应该由军用为主转向军民结合，为民所用。这不仅是世界有核国家的共同发展之路，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已有的核工业的基础上，建立核电自主研发体系，进而能够独立设计建造成套的核电装置。
第五，倡导建立交叉科学体系，增加发展的软实力。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通过开放的窗口，国外一些与科技社会发展有关的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传播到了国内。中国科学院和大学里的一部分中青年学者如李秀果、赵洪洲、陈益升等先行学习了有关理论著作，并结合中国国情在小范围内开展了研讨，诸如科学学理论、新技术革命理论以及管理科学、决策科学等理论。钱先生所主管的学部办公室，在李昌（时任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同志和于光远的支持下，是一个比较开放、学术思想比较活跃的地方。钱先生以一种敏锐的眼光不仅支持这一“民间”学术的活动，还亲自参与研讨，他结合中国国情和长期科技工作的实践，通过理性思考，提出并倡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叉科学体系，以增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
1981年8月17日，中国科学院举行建院以来的第一次科研管理学术讨论会，钱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长篇演讲。他希望研究管理科学的学者们有创新精神，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
1986年9月，钱先生作为中国科协副主席兼任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工作委员会主任，钱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推动科学与文化的交融，亲自主持“科学与文化论坛”。
钱先生认为，科学技术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同时又是人类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和知识体系，科学技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伦理、文化形式和理论思维都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现代科学技术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一点还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作者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学术秘书、研究员，现任北京智密辐射技术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报》 (2013-11-04 第7版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