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国专 全称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于1920年创建，著名教育学家唐文治任校长，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抗战期间迁徙于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其中以桂林时间最长。冯其庸、范敬宜、唐兰、吴其昌等文化名流均为其毕业生。
■黄明明
对于无锡国专这所学校，近20年来不乏文化教育视域的研究评论，但除少数例外，大都是阐述其概貌的零星篇章。近日得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刘桂秋新著《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以下简称《事辑》），具体呈现了无锡国专30年的详尽历史。无论是国专办学的客观史实，还是《事辑》的撰著形式，都可以给当代学人以深刻的启示。
何必言必称西方？
无锡国专30年的办学史，就是以唐文治为首的一批文化人为中国传统文化殉道的历史。他们硬是凭着自己的书生本色，造就了近现代教育史上国学教育的最后一段辉煌。反观当代大学，从国家高层到普通教师，都在为所谓的“行政化”弊病头疼，可对照100年前的唐先生，这事情便变得不成为事情。唐文治28岁进入官场，短短15年即任署理农工商部尚书，算是晚清名副其实的“省部级”高官，可他仅凭一己之力，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个人的“去行政化”，脱去官职，投入教育，主持上海交大的前身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时至上世纪20年代，已经是西学潮涌，科技教育当红的时代，唐文治却又从科技教育转向国学教育。民国时期，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地位显赫，而他创建的无锡国专，办学近10年后方经官方考核备案。诚然，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应充当时代行进的先导，但一种文化思潮已成为公众接受的强大社会潮流的时候，清醒地审视和矫正潮流中裹挟的片面倾向，亦应成为民族赋予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项更重要的使命。
唐文治就是在国学教育日渐式微的时期，全身心地投入国学教育的。与他同行的那个群体，并非不知觉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对物质建设的重视，但他们意识到了一味西学西化的不完整、不适切，正如唐文治在文章中说过的：“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带着国专的师生们手捧四书五经颠沛转徙，这种行为的动机，除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与忠诚，无法找到另外的理由。
现今的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其教育规模、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如何借鉴国外教育的问题上，我们也出现了将国内教育的各种不足，统统归咎于本土教育思想、模式落后的偏见。应该承认，中西方教育水平的确存在着巨大差距。但我们又应该正视一个人口大国在教育大普及、大发展时期的基本国情，珍视本土文化中的优秀教育传统。
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有非常厚实的教育基础，近代以来引进西方教育思想与本土文化结合的成功范例也足够丰富，中国当代教育中的诸多弊病，不可能单凭西方教育的经验来治愈。如果我们不改变教育管理的浅表和浮躁，不矫正教育界内部文化忠诚的缺失和道德信念的滑坡，只是一味照搬西方教育的某些形式，其结果将无异于“邯郸学步”。
以史服人更显难能可贵
《事辑》的著述体例，亦值得体味把玩。
我曾读过作者的一些旨在阐发义理的篇章，其不乏浓郁辞采。可这部著作中，他却采用了最朴素的语言和最传统的形式。所有史实编年排列，各年之中，分述该年发生的人事活动。每遇具体事件，先条叙，继以在大量素材中精选出若干证明资料，结以精要得体的按语。
作者的这种设计，很容易使人想起清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想起现代学术史上钱穆《国史大纲》和钱锺书《管锥编》等名家名著的体例。曾有人批评钱锺书的著述方式，甚至以为他堆砌古今中外的海量材料，而自身立场、观点的阐发却显不足。殊不知引述材料的功力自有高下深浅之分，钱锺书是引用材料的高手，在材料的铺陈中充分地表现出引者的立场和观点。时下许多学术论文依据的材料不完整、不系统，抓住零星的一言半语过度阐发，得出的结论难免穿凿附会、似是而非。《事辑》作者学习前辈名家，让事实说话、以史料服人的做法，显得难能可贵。
譬如对于令人敬仰的教育家唐文治，铺排出他主持国专几十年的种种言行事迹，远比给他加几个定性的头衔更有说服力。虽然国专的校史完全可有别样的体式，但现有的形式，配得上国专的治学风格，配得上唐文治等一辈先贤所秉持的朴实却坚韧的文化追求。
另外，《事辑》的著述体例对于当代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具有不小的挑战性。我们已经习惯了快餐式的浏览，即便是对文化、历史的颇具深层性的内容，总停留于瓢取浅尝，少有系统深究的毅力，只有对上世纪国学教育的历史乃至成败得失怀有浓厚兴趣和探索欲望的人，方能在其中获得丰富的原始资料和系统的文化启示。
读《事辑》，我们是在瞻仰一座丰碑。今天，正当我们重视继承传统文化，热烈讨论大学精神的时候，面对着《事辑》描画的无锡国专的清晰背影，我们的情感不应该仅仅是留恋。科学地认识和总结无锡国专办学的成功经验，使之与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相结合，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扬之道，是当代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
《中国科学报》 (2012-02-01 B3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