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苍茫雪域，藏羚羊以矫健的身姿穿越万年风雪，它们是高原旗舰物种，也是地球上最神秘的长距离迁徙有蹄类动物之一。这一顽强物种曾在冰期严寒中挣扎求生，也曾因人类盗猎濒临灭绝，在数万年时光里反复经历种群崩溃与重生。

近日，云南大学研究员于黎团队与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晓民团队联合攻关，首次发布藏羚羊大规模种群基因组数据，以高精度基因测序与群体历史模拟，揭开了这一珍稀物种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数万年“崩溃—恢复”交替循环的演化密码，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里程碑式的科学依据。相关成果发表于《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从冰期挣扎到人类庇护，从濒临灭绝到种群复苏，藏羚羊的万年生死轮回，既是生命顽强的见证，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论文共同通讯作者、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晓民告诉《中国科学报》，这项基因组研究不仅破解了藏羚羊的演化历史，也为今后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

藏羚羊种群迁徙途中。吴晓民供图

颠覆性发现：藏羚羊属于单一遗传种群

青藏高原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与生物演化的天然实验室，晚更新世以来的冰期—间冰期旋回，以冰盖扩张、气温剧变深刻塑造了高原物种的演化轨迹。进入人类世后，人类活动强度空前提升，气候波动与人为干扰叠加，让广布型、长距离迁徙的野生动物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

藏羚羊作为青藏高原特有珍稀物种，曾广泛分布于高原全境，其漫长的演化史与复杂的种群波动，始终是全球动物保护与演化生物学领域的核心谜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如何共同驱动藏羚羊种群兴衰，缺乏直接、系统的基因组证据，诸多关键历史节点仍模糊不清。

20世纪是藏羚羊命运最黑暗的百年。90年代初，猖獗的非法盗猎让这一高原精灵遭遇灭顶之灾，种群数量较1950年锐减超90%，2000年前后最低估算仅存约7万只，一度被列为濒危物种。

尽管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藏羚羊种群逐步回升，但气候变迁与人类活动如何交织影响其种群兴衰、不同地理种群是否存在遗传分化、哪里是藏羚羊最稳定的避难所等关键科学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清晰解答。

藏羚羊种群迁徙途中。吴晓民供图

“过去我们靠脚印、靠望远镜、靠红外相机，能看到它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但要回答它们‘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必须靠基因组。”吴晓民说。

此次联合研究，正是带着这些疑问展开。两个研究团队联合跨越西藏、青海、新疆三大藏羚羊核心分布区，首次获取覆盖三大地理种群、85个个体的全基因组重测序数据，这是全球迄今规模最大、覆盖最完整的藏羚羊基因组数据集。基于高精度基因组数据，科研团队开展了系统的种群遗传结构与演化动态分析，带来了颠覆性的科学发现。

基因组证据明确显示：青藏高原所有藏羚羊属于单一遗传种群，不同地理种群间存在极强的基因交流，不存在显著遗传分化。

“这一结论完美印证了藏羚羊标志性的季节性迁徙繁殖行为——每年夏季，雌性藏羚羊跨越数百公里前往固定产仔地，部分母羊与幼崽不会返回原越冬地，而是在新栖息地定居，这种独特的生存策略，让藏羚羊种群始终保持高效、持续的基因交流，避免了遗传隔离，为种群恢复保留了核心活力。”团队成员、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洪峰说。

这一重大发现直接指明：藏羚羊必须作为统一保护单元实施全域协同保护，碎片化管理将严重威胁其长期生存。

更令人震撼的是，联合研究团队通过群体历史模拟，精准还原了藏羚羊数万年的种群兴衰曲线，证实藏羚羊在演化历程中，至少经历了五次由气候与人类活动主导的大崩溃与大恢复，书写了一部惊心动魄的生命史诗。

生态位模拟锁定藏羚羊“庇护所”

吴晓民介绍，在远古时期，藏羚羊的命运由气候主宰。末次冰期的严寒让藏羚羊种群大幅下降，末次盛冰期更是遭遇严重种群瓶颈，险些消失在冰河之中；冰期结束后，随着气候回暖，藏羚羊种群逐步恢复，在高原重新繁衍壮大。

进入人类世，人类活动成为主导藏羚羊命运的核心力量。约6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人类过度狩猎，让藏羚羊种群遭遇第一次人为导致的急剧缩减；约2400年前，随着高原先民从狩猎经济转向农牧混合经济，对藏羚羊的捕猎压力大幅降低，种群迎来复苏扩张；15世纪初，藏传佛教文化在青藏高原广泛传播，抑制了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藏羚羊种群再次迎来扩张期。

近代以来，藏羚羊的命运跌宕起伏。20世纪50至90年代，受非法盗猎驱动，藏羚羊遭遇最短暂、最剧烈的种群崩溃，数量跌至历史谷底；2000年以后，我国全面加强执法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打击盗猎产业链，藏羚羊迎来历史性恢复，种群数量持续回升，从濒危边缘被拉回安全地带，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

两个联合研究团队还通过生态位模拟，锁定了藏羚羊的生命庇护所：青藏高原北部的可可西里、羌塘高原等区域，在数万年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干扰中，始终保持生态稳定，是藏羚羊长期、稳定的核心避难所，也是未来保护的关键区域。

这项研究结果，首次厘清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藏羚羊种群动态的交互作用，用基因组数据实证了人类活动从史前到现代，对珍稀野生动物的深远影响。“它不仅为藏羚羊精细化保护提供了科学指南，更为青藏高原其他特有物种的保护、濒危野生动物演化历史解析，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研究范式。”吴晓民表示。

研究同时证明，高密度群体基因组数据与群体历史模拟相结合，能够精准捕捉到数十年尺度的近期种群波动，为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

无人区艰难采集样本

作为一名长期扎根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研究者，吴晓民与藏羚羊打交道已逾二十年。从早期的人工野外追踪，到后来的卫星定位监测，再到如今的基因组解码，他见证了这一物种从濒危边缘逐步回归的过程，也亲历了研究手段从“看得到”到“读得懂”的飞跃。

吴晓民回忆，基因组的研究已持续十余年，团队长期在青藏高原腹地开展野外工作，克服了高原反应频发、样本获取困难、种群识别难度大、监测手段有限等一系列现实难题。

团队对因自然打斗而亡的藏羚羊进行样本采样。吴晓民供图

近年来，团队联合国内团队，启动了藏羚羊的基因组学研究。“历经三年系统采样与样本筛选，最终完成了85个有效样本的测序分析。”吴晓民向《中国科学报》介绍，所有样本均采集自自然死亡的藏羚羊个体，且科研活动多在高原无人区进行，极端气候与艰苦环境贯穿始终，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与难度。

令吴晓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2020年的一次经历。当时团队正在西藏那曲市尼玛县荣玛乡开展工作，突遇6.6级地震，营地距离震中仅20公里。团队成员在荒无人烟的高原上经历十余小时后才与外界取得联系，并得以脱险。

吴晓民（右一）团队野外工作照。吴晓民供图

另一次平常的科考途中，团队外出采样，帐篷内存放的肉类被棕熊闯入偷食。“这类突发情况并不少见，但遇到攻击性强的棕熊，还是让我们心有余悸。”吴晓民回忆道。

近年来，随着科技手段日益多元、研究方向不断拓展，团队在野外开展考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藏羚羊研究不断涌现新问题，一些长期未能解明的现象也需要持续的现场跟踪。单靠远程监测难以全面掌握它们的行为规律、种群动态及活动细节，现场科考始终是研究的核心和基础。”吴晓民表示。

目前，团队已与西北工业大学太阳能无人机团队展开合作，利用无人机技术开展藏羚羊数量调查与栖息地监测。下一步，团队计划持续采集不同地点、种群、年龄和性别的藏羚羊样本，进一步完善其基因组学研究。同时，还将参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创建过程中的基础调查工作，为公园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07/s11427-025-3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