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杰华在《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课上授课。陆杰华供图

学生们在参与“醒来”体验活动。王云岭供图

■本报记者 赵宇彤

“你们想过吗？总有一天你们也会死。”

“老师，我们每天都想死。”

王云岭话音刚落，一个女生立马起身回复。看着对方认真的神情，他意识到，这不是玩笑。

“你们都这么想的？”台下齐齐点头，七嘴八舌地附和：“老师，我们太累了，课又多，压力也大。”“每天都在忙，但根本不知道在‘卷’什么。”“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王云岭一时语塞。这位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愈发清晰地感受到，更多年轻人正在被“空心病”吞噬：他们情绪低落，丧失了对生活的兴趣，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这不只是王云岭一个人的发现。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曾调查发现，在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年级新生中，40.4%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

“人生有何意义？这正是死亡教育要回答的根本问题。”王云岭告诉《中国科学报》，人总有一死，怎样不虚度这短暂的一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然而，在偏见与质疑声中萌芽的死亡教育，正如“房间里的大象”，正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最欠缺的一堂课

“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或者伤害他人呢？”

时间回到2005年，看着新闻中的大学生自杀事件，时任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师的王云岭，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意识到，大学生需要一堂课来认识、理解、敬畏生命。

几乎是同一时间，400多公里外的北京大学，时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也开始关注死亡议题。

“我长期关注老龄健康研究，1998年开始做‘中国老年健康调查数据’，发现老年人总会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到死亡的过程。”现在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陆杰华告诉记者，2005年，他们在调查中增加了关于死亡的内容，将死亡原因、临终状态等议题纳入其中，并率先将“善终”划入老龄健康研究的范畴。

不同的社会现象，指向了同一个被长期回避的话题——死亡。

王云岭向学校提议，开设一堂专门讨论死亡的课程。这不是突发奇想，早在2000年，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宜安就开设了《生死学》选修课，成为国内最早的探路者之一。

而在大洋彼岸，20世纪50年代就已掀起“死亡觉醒运动”。196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罗伯特·富尔顿正式将死亡教育引入高等教育体系，80年代末，相关学术文章又陆续传入我国。

然而，这无法撼动我国“乐生恶死”的文化根基。

“死亡教育？难道教学生怎么自杀吗？”学校反复考虑后，还是把他的申请搁置一旁。王云岭不愿放弃，“等悲剧真的发生在你我身边，再干预就来不及了”。

他回到所在的基础医学院。“医学生们有更现实的需求，比如接触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时，难免会有恐惧心理。”王云岭不厌其烦地解释死亡教育的必要性。

“可以开这门课。”王云岭没来得及高兴，对方又泼了盆冷水：“但死亡教育四个字太直白了，会误导学生，得改。”王云岭再退一步，那就叫“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只要能开课，他不怕折腾。

“我们不敢谈死，却总有一天不得不面对死亡。”王云岭无奈道，死亡教育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长期被集体回避、忽视，成了当代人最欠缺的一堂课。

王云岭决定作出改变，尽管他也忐忑万分：会有学生选这门课吗？如果人数不够，课程会不会又被取消？

这次，现实给了他惊喜。“秒空！”王云岭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120人的名额瞬间报满。“学生们对死亡也是充满好奇的。”这让他信心倍增。

2006年，《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正式在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拉开序幕，2013年被评为山东省精品课程，2015年起上线多个在线教育平台，至今线上累计学习人数超过30万。

名为谈死，实为论生

“爸爸妈妈，我以前经常惹你们生气，对不起。虽然我已经去世了，但是希望你们不要难过，死亡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这不是真正的遗书，而是王云岭收到的一份课堂作业。

“我们常说‘向死而生’，怎样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不如先行一步，走到人生终点回顾自己的一生。”王云岭发现，大多数人往往只谈论别人的死，却从不考虑自己或亲人的离去。

“人为什么不敢谈论自己的死亡？”他参考了恐惧管理理论：人类依靠世界观、自尊与亲密关系抵御死亡焦虑。其中，自尊的作用尤为关键——通过回顾生命中的“高光时刻”，确认自己没有“白活”。

如何通过一堂课，让学生们敢于直面死亡？王云岭犯了难。再三考虑，他决定从死亡的定义入手。

“什么是死亡？”他抛出第一个问题。台下迅速抢答：心跳、呼吸、血压、血氧饱和度……没有一个是王云岭想要的答案。

“是你们离死亡更近，还是我离死亡更近？”他更进一步，课堂炸开了锅，夹杂着零星笑声。

“一定是我吗？”王云岭耐心地等着学生思考。

“自杀”“猝死”“意外事故”……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蹦了出来，学生们慢慢意识到，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

讨论声渐渐退潮，看着一张张拧着眉头的脸，王云岭接着问：“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你会怎样写遗书？”

“我和一个很爱的人过了一辈子”“请不要叫醒我，让我再睡一会儿”“向天再借五百年”……五花八门的答案背后，暗藏着学生们对生命的思考。

“根本目的是实现‘死亡意识的唤醒’。”王云岭希望学生明白，“死亡”不是冰冷的医学名词，它与衰老、失能、临终关怀紧密相连，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人生结局。

这远远超出了医学对“死亡”的界定。

“死亡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事件，更是一种社会、身体、心理和精神事件。”陆杰华严肃地说，2017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死亡的社会学思考》，从社会结构、人口变迁、个体化趋势等社会学视角，引导学生思考死亡、临终与丧亲对个体情感的冲击，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

2018年，一位社会学系的学生旁听一学期后，次年又选修了这门课。“我问他原因，原来是幼时父亲去世的经历让他对死亡有了特别的关注。”也有学生告诉陆杰华，“这门课中关于死亡统计测量和人口学的数据分析，直观地颠覆了我对死亡的模糊想象，死亡成了亟待理性思考的社会事实。”

陆杰华希望从探讨死亡、丧亲等话题开始，让学生们逐步共情他人、思考死亡，未来面对亲人或自己临终时，能够从容且勇敢地面对。

“我国死亡教育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逐步发展壮大。”陆杰华指出，其最终目的是改变态度和行为，把对死亡的恐惧变成对生活的热爱。

走出校园的“生死课”

“你都没死过，怎么能讲好‘生死课’？”围绕死亡教育，质疑从未停止。

讲课、互动、小组讨论，教室里的“生死课”确实难以呈现出更多形式。怎样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人生与死亡？王云岭陷入沉思。

很快，机会来了。

2017年，他收到了一条特殊的信息——济南市第二殡仪馆的社工苏建在网上看到了“生死课”，主动联络，希望能将课堂搬进殡仪馆。

二人一拍即合。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王云岭精心设计了活动路线：告别大厅、守灵间、骨灰存放处，最后来到遗体化妆间、遗体冷藏间、遗体火化间等重要区域，在讲解员的陪同下，给学生们足够的心理缓冲。

但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仍然难以触及内心，王云岭决定更进一步。

参观结束，回到告别厅，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正在上演：哀乐低回，一位“逝者”被安放在告别厅中央，悼念者依次献上菊花、慰问家属，并在引导下闭目静坐。待音乐结束，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逝者”竟然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

这是苏建和王云岭别出心裁设计的体验活动“醒来”。当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猝然离世，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由学生扮演的“逝者”、亲友、送行者等角色都会想些什么：是壮年离世的惋惜、未竟事业的遗憾、人生虚度的懊恼，还是被抛下的一家老少的哀痛？

“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这世界。”活动结束，不少学生泪流满面，“我们还活着，真好。”

“这样的体验可以让学生们感受到，死亡是真实的、近在眼前的。”为避免产生负面影响，王云岭特意设计了心理抚慰环节。令他欣慰的是，多年来从未出现学生无法“出戏”的情况。

“如果我比你们先去世，你们会怎么办？”王云岭后来得知，有的学生和父母打了一晚上电话，第一次开诚布公地探讨死亡。“我们还去看了骨灰盒存放处，想到我最爱的人以后也会出现在这里，我才真正感觉到死亡如此残酷。”一位参与“醒来”体验活动的学生说。

除了殡仪馆，还有一个地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命的脆弱——安宁疗护病房。

“原来这里不只老年人，还有不少中青年人，甚至儿童。”当陆杰华带领学生走进安宁疗护病区，看着年龄相仿的人躺在病床上，学生们的面色逐渐凝重。“黄泉路上无老少，这类直面现实的体验是‘死亡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

交流环节，陆杰华发现学生对“死亡”的思考维度也在扩展：人工智能复活、数字遗产、宠物殡葬服务、殡葬从业者的“职业污名化”…… 死亡教育正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我们讲死亡不是为了美化或者隔离它，而是让大家思考怎样让有限的生命更有意义。”陆杰华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死亡”，死亡教育应当走出校园，迈向社会。

赶走“房间里的大象”

“我1964年出生，离死亡应该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听了这门课，我将会更加珍惜生命。”这是一条《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慕课下的评论。

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空心病、倦怠感和意义危机，更多人逐渐意识到死亡教育的紧迫性。然而在校园中，“死亡”依旧是讳莫如深的话题。

“要不要开一门‘死亡课’”“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课程名中能不能出现‘死亡’”……在华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中，王云岭时常能听到不少高校老师“吐槽”：想开设一门“死亡课”，却屡遭学校拒绝。

“现在开设死亡教育的高校数量大约有四五十所，虽然数量有所增长，但整体占比依旧很低。”王云岭十分无奈。

难道经过20多年探索，学校还不理解死亡教育的价值吗？

现实并非如此。

“我在准备山东省的‘开学第一课’时被特意叮嘱，生命安全教育的用语一定要谨慎，可以说‘自伤’，但千万别提‘自杀’。”王云岭叹了口气，时至今日，尽管不少学校纷纷意识到死亡教育的重要性，但在课程开设方面，仍旧持保留态度，或者以“生命教育”替代。

死亡教育的天平两端，一头是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一头是避之不及的教育体系，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平衡？

这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责任。

“死亡教育应该从小开始，循序渐进。”陆杰华举例称，比如藏在幼儿绘本中的死亡隐喻：一朵花的枯萎、一片树叶的飘落、心爱宠物的离去……“孩子们能潜移默化地感知，生命都是有始有终的，并接受这一自然规律。”

死亡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贯穿从学前启蒙到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此外，殡仪馆、安宁疗护病房等特殊场所的实践也同样关键。

王云岭以上海为例，作为我国安宁疗护服务最普及的城市之一，尽管已构建起以24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家综合性医院为基础的安宁疗护机构网络，但在2024第六届上海国际护理大会上，一项研究指出，目前上海市社区护士接受死亡教育专业培训的比例不高，死亡应对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专业人员面对死亡尚且存在恐惧心理，更何况普通人。”王云岭一脸严肃，“整体而言，目前我国死亡教育做得还远远不够。”

而要补上这堂人生必修课，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寻梦环游记》《入殓师》《三悦有了新工作》等影视作品将“死亡”带到公众视野，“死亡咖啡馆”等多样化线下空间也应运而生，为谈生论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攀登，站上巅峰，也意味着临近死亡的断崖。

“死亡教育就像一把‘降落伞’，能缓解我们直面人生终点时的恐惧与无助。”陆杰华说，而唯有直面死亡的深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生命——这正是死亡教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