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舶来品”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他们这样说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洪永淼向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ChatGPT的回答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国经济学领域形成的，即有独立特色和创新成果的学术理论框架。”

这一问一答是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高峰论坛的核心议题——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中国学者们数十年来都在尝试探索一条“中国道路”，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但这条创新之路行之惟艰。

从“在中国的”到“中国自主的”

“舶来品”一词，最初指通过航船从国外进口来的物品，后来引申为引进自国外的东西。脱胎自西方知识体系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就是这样的“舶来品”。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民法’这个词，以及‘民法学’这个术语，都是西学东传、西法东渐的产物。” 民法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说。

王轶表示，中国民法学的西学东传经历了清末民初、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三次浪潮，造就了一个“在中国的”民法学学术体系。“之所以强调它们是‘在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它并没有经过我们多么主动的选择和思考，只是在中国而已。”他说。

在王轶看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要完成两个转变：从“在中国的”的学术体系转变为“中国的”的学术体系；从“中国的”的学术体系转变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与会专家认为，构建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被广泛接受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必要性、紧迫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科学在学科起源上的“先天弱势”，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

“从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原著、教材，到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海归回国，无论在教育还是研究方面，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都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洪永淼说，“这导致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非常薄弱，很少有被国际学术同行普遍认可的本土经济学家创建的经济理论。”

洪永淼表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实践未能被世界充分认识，甚至是被曲解。例如，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体，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西方国家经济学术界中并未得到普遍认可；中国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政策，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的解读下，被曲解为新兴战略产业的产能过剩。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院长王伟光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准确识变，是积极应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科学应变，是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求变，也是打破全球不平等知识生产关系的深刻转变。

王伟光表示，在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版图中，长期存在知识出口国与知识进口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知识出口国借助期刊、出版社、世界大学以及学科排名话语垄断等机构与手段，不断巩固其知识霸权地位。扭转全球不合理的知识生产分工，破除知识生产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依附式知识生产模式，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学科建设到知识体系建设

与会学者认为，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把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紧密勾连起来，夯实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基础。这需要解决一系列矛盾与挑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认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将扭转强弱关系作为一个目标。

“当前从权利布局到学术资源分配，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中是弱势学科。”任剑涛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承载，首先要解决强势学科和弱势学科之间的关系，让三种文化——自然科学文化、人文学科文化与当前正在离析出的社会科学文化，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并驾齐驱。”

同时，与会专家认为，社会科学学科建设要处理好学科交叉与学科边界的关系。

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学科分支，考古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考古学因交叉而生，靠交叉而长，未来的学科自主体系的发展也必须靠交叉而行。”考古学家、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说。

但是，雷兴山表示，目前中国考古学最大的问题是，除了历史学，跟其他学科结合都不够。这导致中国考古尽管有大量发现，但对其研究和阐释不尽充分。“考古学家扬扬得意的著作、考古报告，自己看看都睡着。为什么造成这样？就是跟其他学科没结合，只会自己这一点。”他说，考古学需要透物见人来研究社会，阐释不够就导致物和人的关系不能一一对应，陷入死胡同。

为此，雷兴山呼吁，改变考古学的研究范式，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互结合，共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

王伟光也表示，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科边界逐渐模糊，知识生产的交叉性、融合性、组织性、集群性越发明显，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正在重塑知识生产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哲学社会科学迫切需要积极适应科技创新，迅速转变传统知识生产模式，鼓励跨学科协同创新，创建文科实验室，适应大科学、大数据、大智能条件下的知识生产规律。

不过，任剑涛认为，在今天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实现自主知识的建构，在汲取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的同时，也要尊重知识的分工。

“今天的博士、硕士们在大学学科的训练里，显示出来的雄心和狂妄，让我深感感惭愧。学生生成研究方法时，经常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多学科交叉，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语境研究法多方法利用。”任剑涛说，但其背后的问题是，甚至一个学科也未搞清楚。

为此，他表示，在某种意义上，呼吁打破学科壁垒和界限之时，也要强调建立知识的“高墙深院”，这样才能让知识更具有透彻性，才能为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知识作出原创性贡献。

此外，任剑涛认为，美国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对高等教育学科的界定，以及目前谈论高等教育学科的文章大多数都是从作为知识的学科，以及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机构组织，来讨论学科建构、审视学科支撑点的问题。这实际上把丰富的学科建设的支撑点“收缩掉、低窄化”了。

为此，他提出建立高质量的学科应该满足5个要素：作为学术的学科、作为学者的学科、作为机构的学科、作为行业的学科和作为社会部门的学科。例如，作为学术的学科，需要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到对学术的自主、自律，有“一种对学术使命的根本”，而不单纯是相对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自主；作为学人的学科，要树立崇高的学术研究目标，经过最严格的知识建构检验，而不是“人为捧出大师”，或者仅仅是“圈子的认可、捧场”；作为行业的学科建构，其本身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不能够心怀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理念，让年轻人觉得在知识的象牙塔中不可能发挥社会作用。

从生产于中国到分享于世界

与会学者表示，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是原创性与创新性。

“这首先意味着要有学术自觉。”王轶说，新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民法学家已经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他举例说，北京大学教授魏振瀛主张建立中国独特的民事责任制度，使中国民法通则的民事立法编排体系的确定不仅仅以权力为核心，而是按照权利、义务、责任的相互关系，有机协调配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利明在中国民法典编撰的过程中最早提出并深入论证人格权应当独立成编，使我国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具有独立人格权编民法典的国家，在世界上发挥了引领作用。

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领域也有许多类似尝试。例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学家王亚南撰写的《中国经济原论》，被认为是“中国版”的《资本论》。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建立“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开启中国人自觉构建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程。

这些实践中，中国社会科学家不断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式方法，回答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考古学为例，雷兴山表示，其关键是“着眼于中国自身的考古材料”，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沿着这条道路，中国考古学者在世界考古学的三大终极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上，已经提交了经得起检验的中国答案。

“自主知识应是产生于中国、分享于世界的知识。”雷兴山说，为此，中国的自主知识需要能够为世界问题提供中国答案，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为世界做贡献，能够让中国的创新成为世界的样板。

王轶表示，强调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意味着对域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就视而不见，也不会因为它是域外的就当然拒绝或当然接受。究竟是取决还是接受，需要取决于经过独立自主的思考。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张静则表示：“社会科学让世界读懂中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论证中国的独特性、本土特征、差异模式、独特道路等等。这么做不是不对，但是效果有限，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如何阐述独特性，有助于提升他人的理解，从而在沟通当中产生话语的影响力。”

在她看来，从中国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需警惕特殊主义原则的局限性，即排斥超越自我经验的证据，很容易陷入一种对有限的经验的绝对的信仰。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就曾指出，这是一种思想视域的内陷，其特点是缺乏自我的批评和审视，很容易满足于自我专注，甚至是自恋。这个警示在当时是针对西方知识分子共同体，但是值得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知识界汲取。”张静说。“

她同时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正处在变革的前夜。“当前中国社会学者经常面临困惑未解的问题是，已知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原因是中国正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迁当中，这正是从特殊经验发现一般知识的机会。扎进中国的具体实践当中，将会有真实的发现。”张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