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份名为《科研之信：公众注视下的科研人员》显示，中国受访科研人员认为，科研关注度的提升能够在“增进社会效益”（55%）、“影响政策制定”（48%）以及“提升科研质量”（47%）三个方面带来积极影响，但“公众对于科研和科研开展方式的理解不足”（52%）也让其感到担忧。

对于科学的社会公信力面临的现状，以及公众信任对科学本身的影响，《中国科学报》专访了“科研之信”报告的参与者、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穆荣平。他提到，科学家想要维护科学的社会公信力，要科学地讲科学，实事求是，不言过其实。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穆荣平。受访者供图

理解是信任的前提

《中国科学报》:近些年，科学界经历的哪些变化有可能会对科学的社会公信力产生影响？

穆荣平：科学知识的内容在变化。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化，比方说量子通信，就连物理专业的人都不见得完全听得懂。科学研究如果想要得到大家的信任，最基本的是要让大家理解。

现在很多人在谈“开放科学”，主要讲的是让科学研究就是更加透明，更加包容，更加协作。但是我认为，开放科学更需要的是科学系统对公众开放，让公众了解它，公众才有可能信任它。

此外，科研的氛围也在变化。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会受到社会上一些其他观念的影响，比方说“少投入多产出”的这种观念，社会的浮躁、经济的浮躁、出版的浮躁导致了科研界的浮躁，由此产生的科研不端行为会损害科学的社会公信力。

科学传播渠道跟以前相比也更加多元化。现在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很广，我们要比以往任何事情都要更加小心。科研工作者从研究的设计，到研究的过程，到研究的结果，到结果的公开，都应该非常慎重和负责任，因为任何一点思考不周对科研公信力所产生的破坏都很难去弥补。

《中国科学报》：科学公信力的高低，对科学界本身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穆荣平：说到公信力会对科学界产生什么影响，我认为是会让科学研究者更努力，越是得到信任，就越是更加努力。如果公众不信任科学，科研人员就要腾出一部分功夫，去想如何让大家相信自己。如果有信任，他们就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创造创新上。

一旦科学的公信力下降，对科学界本身的影响不仅在当下，也在未来。公信力的下降会影响到科研预算，社会如果不信任你，给钱多了，公众是会有意见的，这也会影响科技界从业人员的收入。公信力下降还可能会影响到潜在的科学家队伍，或者说科研后备军，导致一部分人不愿意从事这个职业。

“讲科学要科学地讲”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科学的社会公信力的基础是什么？科学界能做些什么去从根本上维护科学的社会公信力？

穆荣平：基础在于唯实求真。离开了“唯实求真”，社会公信力就一定不复存在，因为你的选题、科研过程、科研结果、学术论文，都将无法让人信服。

科学家想要维护公信力，要强调“tell truth”（讲真话）。讲科学要科学地讲，不能把科学宗教化。科学家能做的就是客观地陈述科学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前提下，应该“全盘托出“。比方说，有些研究有不确定性，还在研究中，面对公众时，科学家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要言过其实。

《中国科学报》：您之前提到科学的内容越来越复杂、专业、不容易听懂，那么，如何在让公众能听得懂的前提下，科学地讲科学？

穆荣平：目前，我国科学普及的专业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我注意到有一些大科学家在解读重要科学理论突破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形象生动的比喻，但是如果没有把比喻的条件表达清楚，那么公众很可能会误解，把“比喻”的说法理解为“科学现实”，例如对量子科技的解读。

公众理解科学理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动员更多优秀的科学家面向公众，让职业科学家和专业化科普工作者合作，用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把科学问题说得更易于理解，并明确告诉大家哪里用了比喻，这对于提高公众对科学理论的认知是有帮助的。此外，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也需要设置科学新闻官，面向公众发布科学重大进展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科学新闻的发布也要分多个层次，比方说，可以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成熟度来分，探索性的内容由科学新闻官讲，确定性比较高的内容由官方新闻发言人去讲。

数字转型下的信任危机

《中国科学报》：您刚刚还提到现在科学传播的途径愈加多元，“科研之信”的报告中也提到，55%的中国受访科研人员乐于参与科研相关的在线讨论，高于全球比例46%。这种变革为科研工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穆荣平：数字转型改变了我们的科研范式，例如学术交流从线下变成线上，科学成果从期刊发布拓展到从预印本平台发布，交流场所或者交流渠道有很多新变化，这个可能是有利的一面，但是也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比方说，预印本平台发布的成果的专业化评议问题需要完善，要强化同行评议的功能，使科学交流不仅是有兴趣者之间的分享，更应该是学术同行之间的深入交流。此外，未来我们需要倡导一种新的网络学术文化，讨论学术问题要避免一些非学术问题的干扰。

《中国科学报》：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大量且越来越多的科研信息在同行评议前就已被公开，与公众、媒体和决策者共享，在您看来，这一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穆荣平：我个人也经常跟别人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信息大爆炸，信息数量增加，同时质量参差不齐。目前的科学信息发布渠道很多，不仅仅有学术期刊，还有其他各种首发平台，很多信息也没有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信息多了是好事情，但是因为信息良莠不齐，所以每个人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甄别可信的信息。如果缺少高水平的同行评议，科学信息的可信度就不高，就难以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

此外，对于科学传播和学术出版本身来说，在同行评议之前公布科研信息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预印本平台发布之后，期刊还会不会发表它？任何一个期刊都希望发表一个未公开的研究成果，如果一直是预印本平台公开发布了之后期刊再发，那么期刊存在的价值在哪里？这中间存在的矛盾，今后仍将会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