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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彬

不久前，当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东风在自己的科学网博文中，写下“打破教授终身制刻不容缓”这句话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个在他看来“天经地义”的观点，会引来一场多么热烈的争论。

1月5日，本报以“打破‘教授终身制’，‘激励’还是‘威胁’”为主题，邀请多位高校教师对于是否应该打破教授终身制各抒己见。最终，赞同者与反对者观点鲜明——赞同者视其为必由之路，反对者则疑虑重重。对此，李东风并不感到意外。

“很多人对于我的观点常常是私底下同意，但表面上又不敢说，我很理解。每个人的处境不同，考虑问题角度自然不同。毕竟‘屁股决定脑袋’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李东风说。

打破“教授终身制”引发截然不同的观点，真的只是“位置不同”造成的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了解到，由于评价标准缺位或扭曲，导致当下的教授群体生存状态迥异，其差别之大可以类比寓言故事中的“天鹅、梭子鱼和虾”。这或许才是激辩背后的真实原因。

“他们难道不脸红吗？”

“当了教授似乎就到头了。尤其是一些年轻教授，一旦晋级后，功成名就，没有了后顾之忧，突然间失去了前进动力和努力方向，成果明显减少，好像抱着金饭碗在度日……”在自己的博文中，李东风对目前有些教授做了这样的描述。

青海师范大学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研究员包万平对此也表示认同。他曾在研究过程中，收集到一份国内某高校中文学科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在表述目前存在的问题时，这份规划列出了如下一组数字——

16名教师产出31篇核心期刊论文，49名专任教师人均产出核心期刊论文为0.63篇；33名专任教师在五年内没有发表过核心期刊论文。从职称结构上看，有4名教授、16名副教授五年内没有产出核心期刊论文，甚至有1名教授和8名副教授五年内没有发表过普刊论文。

“不能说没有产出论文就一定代表着教师的不作为，但如果长时间没有任何科研或教学产出，这就能说明一定问题了。”包万平说。 至于这类教师在高校教师群体中的比重，在采访中，有教师基于自己的观察给出了一个判断：“三成左右吧。”

然而，李东风告诉《中国科学报》，如果仅仅只是在科研或教学上不作为，还不足以让他产生如此强烈的愤慨情绪。

“现在高校中发表论文是有奖励的。我们个别的教授，平时在实验室、教室见不到其身影，但奇怪的是，到了年底统计业绩时，他们又能拿出十几篇SCI文章，有时奖金能拿到几十万元。”李东风说，“我很想知道，这些人在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的情况下，就敢在别人的文章上挂一个‘通讯作者’的名字，难道不觉得脸红吗？”

对于这种现象，更多的老师则表示，已经“见怪不怪”了。

“作为一名教授、博导，当然是可以带研究生的。于是，他便去建立一个实验室，拿一两个课题，研究生就成了免费劳动力。这样的研究即使只是平行研究，也总能产出一些论文，他自然也就成了‘通讯作者’。再凭借这样的论文接着拿课题、找项目，‘雪球’也就越滚越大，而所谓的‘科研老板’也就这样形成了。”受访时，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谈及许多原本很有才华的学者在评上教授或获得更高头衔后，因各种原因离开了科研第一线，直呼“太可惜了”。

实际上，高校教师不作为的现象并不是教授群体所独有的。国内某东部高校理学院教授李达告诉《中国科学报》，由于目前很多高校中副教授升教授的门槛比较高，“比如需要海外经历、国家项目等”，而有些副教授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在“晋升无望”的情况下，副教授群体中其实也存在着“混日子”的状况。“到哪个公司混一下，或者干脆自己做点‘小生意’，这些情况都是有的。”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老师不能“居无定所”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即使是对于教授群体中“不作为者”最为反感的人，也承认这类人在教师群体中只是少数，大部分教师依然是认真负责、勤勤恳恳的。对于他们而言，问题不是“不作为”，而是“任务太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先后担任过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和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那段时间，也曾有人问他一周需要上多少课。当得知他每周要上10节课甚至以上时，对方有些惊讶，而郭英剑则觉得很正常。

“作为教授，我必须要给本科生上课，每周两节课，两个班就是4节课；我给硕士生开两门课，每周一次，这就又要上四节，再加上要给博士生上的两节课，所以总共每周最少也要10节课。”郭英剑说，在科研方面，学校也对教授作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四级教授和三级教授，一般在3年聘期内，都有具体的论文发表指标。虽然一般高校对于二级教授并不设置具体的考核指标，但这些教授大都还有其他学术头衔，而那些头衔则都会有相应的指标压力，这些指标有些甚至要大于学校给予一般教授的压力。

据郭英剑了解，北京某高校“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在三年聘期内所需要完成的“指标”，就包括发表两篇A级刊物论文（校内自定刊物），组织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同时还要指导学科建设发展。此外，还有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等。

“这种情况下，我不觉得一个教师被评上教授后，还能有多少可以懈怠的空间。”郭英剑说。

而事实上，在打破教授终身制的争论中，反对者最重要的理由，便是大部分教授群体在已经承受繁重的教学科研压力下，是否还应该通过考评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正如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杨中平在受访时所说，“我们制定政策时一定要注意保护优秀的人才。如果让那些认真做教学、科研的老师整天担心自己的‘饭碗’，感觉‘居无定所’，这是利大于弊的”。

即便是现行的某些教授考评体系，也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尤小立直言，在高校中，往往教师拿到一个课题便是一场“胜利”。因为凭借这一课题，教师便有可能被评为教授或者长聘副教授。

“但问题是，你的课题还没有完成，就已经凭借课题获得了好处。”尤小立说，更重要的是，鉴于目前国际上开放性学术期刊并不在少数，某些期刊的影响因子也不低，因此一些课题组便可以堂而皇之地用课题经费支付版面费用，并最终顺利结题。

“也就是说，课题组用国家的课题先获得职称上的利益，然后用国家的钱购买版面、发表论文，以此论文完成课题，最后再获取本校相应的奖励，从而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产业链’。”尤小立表示，这可以算作是目前高校不合理考评体系催生出的一种现象。

对此，包万平直言，目前国内高校教授群体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个别“不作为”教授带来的消极影响，而是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对于教授乃至整个教师群体的发展阻碍甚至是误导。

难以起到的筛选作用

在采访中，记者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某高校欲清退多年未毕业的博士生，但政策措施却迟迟没有出台，直到该校某领导的一位博士生在延期多年后终于毕业。来年，相关政策顺利出台。

“虽然不能排除有偶然性因素存在，但这件事却折射出目前高校在制定评价标准时的某种窘境。”李达说，这样的问题如果放到破除教授终身制的语境中，便会演化出另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筛选出那些真正“不作为”的教授？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目前高校对于教师的评价无外乎两种模式。”李东风表示，一是数论文，算“点数”。“这种工作连小学生都可以做，其科学性可想而知。”二是专家研讨、同行评价。相对而言，这种方式当然更为合理，但在我国目前尚未摆脱“人情社会”的大背景下，其公平性又很难得到保证。

更重要的是，无论上述哪种模式，都难以真正起到筛选的作用。

“在教师群体中，最为人诟病的并不是那些勉强被评为教授的人，而是某些学术能力低下，但却凭借各种手段将行政、学术权力集于一身的人。此类人在高校中只是极少数，但危害却很大。”包万平说。如果以现行的评价手段，即使实行对教授的审核制，所筛选出的也很有可能是前者，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蒙混过关。

对于在同行评价或匿名评审中可能出现的不负责现象，多年前，尤小立就曾经提出，是否可以在同行评议后，将专家评审的评语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如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监督作用。然而，时至今日，他的这一设想依然无人理睬。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缺乏足够有效的评价手段，有学者在受访时直言，破除教授终身制看似必要，实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破“五唯”已成为学术界大势所趋。然而，“破”之后如何立，这方面相关工作展开得并不充分。

在日常交谈中，李达就曾听同事抱怨过，既然已经不“唯论文”了，那是不是自己就可以不再写论文了。在他身边，也的确有高校在破“五唯”后，对此前论文“高产”的某些教师另眼相看。“出现这些现象，表明我们确实需要一套更加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手段，否则，教师们便会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中。”

“高校的所有工作都可以归到评价标准上来。评价标准合理了，其他问题基本就迎刃而解了，否则便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该发论文还是发论文，该搞项目还是搞项目。这个问题不但国内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包万平说。

教授职称太“滥”了？

在李东风看来，之所以目前教授群体中存在不作为现象，除了“能上不能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教授职称已经越来越“滥”了。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所大学中教授凤毛麟角。2000年前，教授也是教师中的翘楚。而现在，高校里教授已经泛滥成灾。一个学院的师资中，1/3是教授，算上副教授，其比例已经占了一大半。博士后出站大都认定副教授头衔，“海归”人才破格晋升教授……职称分布倒挂现象严重，真正有实力、有影响的教授不多见了。”在博文中，李东风如此写道。

李东风的这一判断是有数据支持的。此前，有人曾统计过南开大学以及苏州大学的师资比例，发现截至2020年1月，南开大学共有专任教师2162人，其中教授864人、占比39.96%，副教授840人、占比38.85%，两项职务占专任教师的78.81%；2019年下半年，苏州大学共有专任教师3242人，其中正高级职称977人、占比30.14%，副高级职称1241人、占比38.28%，两项职务占专任教师的68.42%。

在李东风看来，教授评判标准的降低，一方面导致大量名不副实者进入教授行列；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于高校教授名额的限制，以及“只上不下”的终身制，最终导致很多有能力的副教授由于没有名额而无法晋升。

在采访中，多名受访者均表示这种现象的确是存在的。“据我所知，在某些重点高校，副教授晋升教授有时要经历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的等待。”包万平说。

据李东风了解，在国外有些高校，一个学科通常只有一两名教授，同时搭配若干名副教授和讲师。“日本的高校通常采用这种金字塔形的结构。”在他看来，这种结构的好处在于，教授作为主要的学科带头人，可以全方位负责和引领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也更有利于规划学科的科研、教学等工作，易于形成合力。

然而，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郭英剑告诉《中国科学报》，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有一些“客观原因”。

“目前国内高校教师的工资普遍不高，各个职称级别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相对而言，从副教授晋升至正教授，工资待遇会有一定提高。因此，大家看重职称晋升，除了知识分子以教授头衔为荣外，其实也是有经济方面的考量的。”郭英剑说。事实上，放眼全球，的确有部分国家对教授的评价标准比较严格，其典型代表便是英国。但在美国等另一些国家，高校中的教授比例也是很高的。大多数高校的副教授，就可以进入终身制（tenure—track）系列了，在这些高校中，教授比例也都不低。还有一些高校，如哈佛大学，凡是能够进入终身制序列的聘任者，百分之百都是教授。

“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罢了。”郭英剑说。

此前，杨中平曾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多年。在他的印象中，日本高校教授的比例确实不及国内，但他觉得所谓“比例”问题并非关键，“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制度设计以及文化熏陶，将教授的积极性发挥出来”。

他告诉记者，在日本的教授群体中，也是存在所谓“不作为者”的，同时日本高校相关的考核力度也不及国内。但由于学术圈本身的透明性，教授的工作状态大家都心知肚明。慢慢地，不作为者将无法吸引学生报考，也很难申请到项目经费，最终就被自然淘汰了。“其实是一种教授群体的高度自觉。”

“目前，我国教授规模已发展到了相当程度，这其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最终方案还是要依靠教授群体本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外部的制度设计也应该以激发这种内生的积极性为最终目的。”杨中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