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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很多大众媒体对“糖丸爷爷”顾方舟的煽情式报道,知情人士专门投书本报—— |
糖丸背后的真故事 只有科学,没有悲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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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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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顾方舟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汤国星 刘静
编者按
被网友们亲切称为“糖丸爷爷”的顾方舟去世了,许多媒体纷纷写文章纪念。对于顾方舟团队在研制糖丸临床检验阶段的故事,很多媒体有如下描述:
“为了孩子,他选择豁出去!历尽千辛万苦,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终于生产出来并在猴子身上实验成功!但问题来了,在猴子身上实验成功并不等于人体试验成功。怎么办?顾方舟毅然决然地喝下了第一瓶疫苗。顾方舟真的是用生命在做试验,一旦疫苗失效,等待顾方舟的只有两条路,终身瘫痪或者死亡。庆幸的是,他闯过了这一关。10天之后,试药的人员安然无恙。过了成年人这关,还有孩子。对成人有效,对孩子,不一定。顾方舟含泪给自己家孩子喝下全中国第一批‘脊灰’疫苗。经过10天非人的煎熬,孩子一切正常,试验成功。中国‘脊灰’疫苗I期人体试验,就这样进行了,就这样成功了。他们是用生命在做试验。”
这些描述煽情有余,但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事实。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原部长、“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顾方舟采集小组负责人刘静告诉《中国科学报》,在糖丸研制进入最后临床检验阶段时,顾方舟和他的团队对糖丸的安全有充分的自信,当然,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还做试验干嘛?顾方舟说“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孩子去吃,这不太仗义。”没有个别媒体宣传的冒着瘫痪或死亡的风险,更没有非人的煎熬。
糖丸疫苗的研制过程凝结了很多单位、很多人的努力和付出,采集小组访谈顾方舟时,他多次表示糖丸疫苗的问世是很多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当此际,本报编辑邀请刘静、汤国星细述糖丸研制背后的“真故事”,一则正本清源,再则致敬消灭“脊髓灰质炎”的顾方舟团队。
每逢传染病高发季,医院的疫苗接种室里总是愁云惨雾。父母们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哄着孩子打疫苗。但若要问上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人童年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经历,留给他们的肯定是“甜蜜”的回忆: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由大夫喂一粒糖丸。这就算“打完疫苗”啦!
可在“脊灰”活疫苗糖丸刚刚制备出来的临床检验阶段,即使动物实验全部合格,最后一道人体检验关卡依然存在风险可能。拿谁的孩子来做临床检验?“脊灰”活疫苗研制组长顾方舟带来了自己的儿子小东。他的想法朴素又无畏: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孩子去吃,这不太仗义。
临危受命
2000年10月29日,日本京都。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除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已经无野毒株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中国正是这一区域包括的37个国家与地区之一。
时间退回到43年前的1957年,南宁的夏季酷热难忍,但孩子的家长们却纷纷把孩子关在屋里,并且紧闭门窗。屋外,一种名为“脊髓灰质炎”的病毒性疾病正在蔓延。这种俗称小儿麻痹的病症令人闻风丧胆,罹患儿童非死即残。病毒将腰椎脊髓破坏了,轻则腿瘸,重则瘫痪。如果病毒侵犯颈椎,手就不能动了。更严重的是侵犯延髓,病毒破坏了呼吸中枢神经,患儿会因无法自主呼吸死亡。
这年7月的一天,顾方舟接到了面见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的紧急通知。彼时,他刚获得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回国不到两年,正在北京北郊的小汤山和实验室同事如火如荼地做着乙型脑炎研究。崔部长见到顾方舟,顾不上寒暄,直接开门见山:先放下脑炎的研究,专职搞脊髓灰质炎的防控。
当时的上海“脊灰”肆虐,除了病毒来势汹汹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误诊病例。作为诊断病例,我国第一例“脊髓灰质炎”病例报告是协和医学院谢少文教授1930年提出的。后来又有一些报告,均为散发的临床病例,但没有病原学的证明。
顾方舟想,要想控制病情,首先要建立分离病毒和定型的方法。
临危受命。顾方舟带着实验组去上海传染病医院和儿童医院找临床病例,从临床确诊和疑似“脊灰”的住院患儿中,收集到726份类便标本,取其中344份标本分离病毒。在344份标本中,有281份标本确诊为“脊灰”,63份为非“脊灰”,属于乙型脑炎或脑膜炎等。他们用猴肾单层上皮细胞培养法分离出病毒140株。经过定型,确定“脊灰”病毒的有116株。在116株病毒中,I型97株,占83.6%;Ⅱ型15株,占12.9%;Ⅲ型4株,占3.5%。
自此,“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在我国建立,而且第一次用病毒学和血清学方法,证实我国的“脊灰”流行以I型为主。
死疫苗还是活疫苗
1959年3月,春寒料峭。奉卫生部医科院委派,顾方舟启程苏联,学习“脊灰”死疫苗的生产技术,在祖国西南的昆明,“脊灰”死疫苗生产基地已经紧急上马了。作为带头人,与他同行的有医科院病毒学系的董德祥、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闻仲权、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蒋竞武。为保证任务圆满完成,行前每个人的任务分工明确:董德祥主攻病毒分离,闻仲权主攻组织培养,蒋竞武主攻疫苗生产工艺,顾方舟抓总,他们要在短期内学习掌握全套的“脊灰”死疫苗生产技术。抵达莫斯科后,苏联保健部把他们安排在俄罗斯联邦疫苗与血清研究所,那个研究所正在研制“脊灰”死疫苗。
制备疫苗的原理搞清楚容易,但顺利生产则很艰难:生产死疫苗首先需要培养“脊灰”病毒,病毒培养出来后,用福尔马林把它杀死,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再培养出来的疫苗就是“死疫苗”。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一种叫199的培养液,里边的成分有几十种氨基酸和小胎牛血清,另外还有其他的成分等,非常复杂也十分昂贵。
在弄清楚生产工艺流程后,顾方舟敏锐发现死疫苗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工艺复杂,实施繁琐,尤其是昂贵的价格无法满足全国的需求!
第一,死疫苗打一针需要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要连续三针,隔一段时间还得补第四针。不仅新生儿要打这个疫苗,所有七岁以下的易感人群都要打。中国需要打死疫苗的孩子上亿,算经济账,国家承担不起。第二,给孩子打针注射涉及安全等各方面问题,需要培训庞大的专业防疫队伍,这也不符合国情。第三,从专业技术上分析,死疫苗虽然能降低发病率,但控制“脊灰”流行的效果不甚满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死疫苗只能产生体液免疫,而肠道对“脊灰”病毒仍然敏感,所以不能阻止野“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在“脊灰”的防御上,第一道防线在肠道,第二道防线在血液。因为病毒是先经口进入肠道繁殖,再由淋巴管进入血液,然后达到神经组织。如果疫苗质量差,注射次数不够,血液中抗体维持时间短,那么仍有可能被感染,引起流行。这种情况已被美国、匈牙利、加拿大、以色列等国的观察材料所证实。
顾方舟明白:死疫苗技术学会了也无用。正当他陷于苦闷,进退维谷之际,机会不期而至。
一天,顾方舟巧遇在病毒性脑炎研究所时的苏联同学,从老同学口中获悉,美国已有三个研究组在研究减毒活疫苗,三组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其中赛宾用组织培养技术作为减毒的手段取得重大进展。1953~1956年间,赛宾用了9000只猴、150只黑猩猩进行了这项研究,最后作出一小批试用疫苗。他先在133名成人志愿者上试用成功,然后分送给世界知名的“脊灰”实验室寻求合作。老同学还告诉他,苏联和美国有一个技术协定,双方正在共同研究“脊灰”活疫苗,也叫减毒活疫苗。
顾方舟眼前一亮,自己曾经工作学习过的研究所正在搞“脊灰”活疫苗,“那我一定要把‘脊灰’活疫苗的事情搞明白”。
如同虚构的故事,第二个机遇再次垂青顾方舟。顾方舟在苏联的时候,恰逢莫斯科召开国际“脊灰”疫苗的学术会议,他代表中国参加。那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会,世界各国知名学者云集,他们辩论起来不留情面,两派争论得非常激烈。
一派学者主张用死疫苗,因为安全。他们认为活疫苗不能用,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活疫苗之所以不能用,是因为它的毒力可能返祖。给孩子吃了以后,他得排泄出来,排出来就会传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的毒力会不会恢复,是争论最尖锐的一个问题。主张用活疫苗的学者则说,活疫苗肠道都可以免疫,因此免疫非常彻底。
两派都有自己的论据,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倾向活疫苗的顾方舟最关心的是:活疫苗返祖现象到底是理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如何消除活疫苗的弊端。
会后,顾方舟抱着厚厚的会议论文,反复推敲琢磨,终于下定决心建议国家取消死疫苗方案,选择活疫苗的技术路线。
经过一番争取,1959年6月,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小儿麻痹活毒疫苗大规模试用计划(草案)》。活疫苗的技术路线终于确定下来,顾方舟如释重负。他和他的团队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活疫苗上,大家争分夺秒不遗余力地努力学习,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活疫苗在中国尽快落地生根,让祖国的花朵不再凋零。
让我的孩子先吃
1960年,春节。在医学科学院等科研单位、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生产单位的积极配合下,由顾方舟率领的试生产小组,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500万人份“脊灰”活疫苗。
减毒活疫苗生产出来并不能立即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甚至苛刻的层层检定。所有检定全部合格后才可以给全国的孩子们使用,即使一项检定不达标都不允许出厂。
参考苏联的活疫苗检定流程,顾方舟带领大家制定了包括近20个检定项目及相应的标准。既要严格把控活疫苗“脊灰”病毒的含量,又要绝对保证活疫苗没有其他的病毒杂菌掺入,他们得到了实验动物部的通力支持。检定所需的恒河猴均在两岁以内,以模拟学龄前儿童的体征。将活疫苗注入猴子脑内、脊髓内是一项关键的毒理实验,既可检定活疫苗的单位病毒含量是否合格,又能发现不良反应。
所有关口检验合格签字通过后,还必须经过三期临床检验。它是最后的一关,但必须用人来进行检定,准确地说,必须用学龄前的儿童做试验。
国产第一批500万人份“脊灰”活疫苗就差临床检验这最后的一关了,检定需要十来个学龄前的儿童,用谁家的孩子呀?
“我是组长,我带头。”顾方舟抱来他当时唯一的孩子。“我们家小东不到一岁,符合条件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
后来,实验室同事的五六个孩子都参加了这个试验,人数很快就凑齐了。当然,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还做试验干吗?所以顾方舟抱小东参加试验也没有跟夫人说。后来她知道了也没埋怨顾方舟。顾方舟想,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孩子去吃,这不太仗义。
减毒活疫苗服用确实简单利索,孩子蘸着馒头或饼干吃一次就行,既不需要消毒打针也不需要连续多次。服后观察一个月,重点在第一周和第二周。当时正值六七月份,而“脊灰”的流行高峰季节就是在6~9月这几个月。当时顾方舟还是心怀忐忑,担心在流行的季节里做这个安全试验,万一撞上了怎么办?所以试验前他特别强调说:咱们事先都得给孩子做化验,看孩子做试验合不合格。做到对试验负责,对孩子负责。做第一期临床试验的孩子,首先要没有感染过“脊灰”病毒,血液里没有“脊灰”病毒抗体,只有综合抗体阴性的孩子才能够入选。另外例行的体格检查,孩子要健康,没有疾病。
一个月过去了,孩子们都没事,也不发烧,什么症状都没有,平平安安地过来了。第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不久,顾方舟带着疫苗去卫生部汇报工作,他当着部长的面说:我们大人吃没问题,小孩吃了也没有问题,临床检验证明是安全的。
第二期临床试验不用动员就有了更多的孩子试服。重点看他们的抗体增长情况,以及其他指标的变化。依然是什么症状都没有,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二期临床也顺利通过了。
第三期的难度比较大,因为三期临床试验要说明这个疫苗真正有流行病学的效果。前面是安全的效果,是免疫学的效果,说明抗体增长了,孩子吃了没问题,很安全。可是这个病的发病率是以十万分之几来衡量的,人少看不出流行病学的效果。因此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孩子参与,才能证明这个活疫苗的效果。
由于对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结果心里有了底,加之正值“脊灰”流行期,在试验与预防并举的思路下,决定三期临床在北京等11个城市进行,经过流行季节检测,最后统计效果,预计投入400万人份活疫苗,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这个疫苗。
很快,各地捷报频传,初战告捷。
一粒糖丸定乾坤
液体减毒活疫苗在使用前需要稀释、保存、低温运输等必要条件,大规模使用非常不方便。保存不当即会发生失效事故,而且时有浪费现象发生。当顾方舟获悉国外已有活疫苗糖丸后,立即向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建议上马固体糖丸。在沈其震支持下,顾方舟率领董德样、闻仲权,先后与上海信谊药厂技术人员一道,群策群力,反复试验,解决了配方、冷加工工艺、糖丸中病毒疫苗均匀度以及检测方法等技术难题。经测试,糖丸疫苗在各种温度下保存的时间明显超过液体疫苗,免疫效果与液体剂型完全一致,无任何不良反应。糖丸剂型“脊灰”疫苗试制成功,为活疫苗大规模使用及向边远地区推广创造了条件。
1962年底,活疫苗在北京、上海、云南三地的315万人中试用,1963年向全国各大城市推广。两年的实践证明有显著的流行病学效果。例如上海市,1962年市区以及1963年全市90%以上的5岁以下小儿服了3个型糖丸疫苗,这两年的“脊灰”流行被完全控制。市区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降为1.5/10万,比1959年的41.7/10万下降了96.4%。
糖丸活疫苗研制成功并在全国推广使用后,给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奠定了物质基础。1964年以前,由于疫苗数量有限,只能在大城市使用。但是,如不向中小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推广使用,全国的脊髓灰质炎流行就不能得到有效控制。1963年12月,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主动提出扩大生产的要求。经中国医学科学院同意并报卫生部批准,1964年1月,国家下达了年产6000万人份糖丸疫苗的任务。这个产量是以往的4倍。
从1964年开始,糖丸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具备了使用方便、供应全国广大城乡的能力,我国开始进入了全面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历史阶段。据1972年到1975年统计,4年间向全国共分发了3个型疫苗各4亿多人份,其中80~90%都用于小市镇和农村。
1975年,由原来的Ⅱ型、Ⅲ型糖丸疫苗,研制出Ⅱ+Ⅲ型双价混合型后,又开始研制三价混合型糖丸疫苗。试验证明,当Ⅰ、Ⅱ、Ⅲ三种型别活疫苗同时服用,疫苗病毒在人体肠道繁殖时,Ⅱ型病毒会对Ⅰ、Ⅲ型病毒产生干扰,影响免疫效果。为此,加紧对疫苗中所含各型病毒剂量配比与免疫效果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终于在1985年探索出了最佳配比方案,研制出Ⅰ+Ⅱ+Ⅲ型三价糖丸疫苗,服用后免疫效果很好。
多价糖丸的检定方法国际上没有先例,生物所的科研人员经过努力,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检定方法,检定室又做了多价糖丸的病毒滴度、病毒含量的检定实验。检定合格后,多价疫苗开始供应全国。
三价糖丸疫苗的研制成功,不仅解决了疫苗病毒液半成品的供应问题,同时提高了工效,降低了成本,更方便了使用。1986年在全国推广应用后,为中国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
(刘静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原部长,汤国星系原北京协和医学音像电子出版社编辑)
《中国科学报》 (2018-01-16 第5版 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