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一起成长的，不只是动歪脑筋造假的犯罪分子。打假技术也借着大数据的东风，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智能，甚至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智造”。

全民打假意识上升 制假售假犯罪依旧猖獗

今年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跟假货较起了劲儿。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表示，他将提交《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的提案》，呼吁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线下渠道合力，对制假售假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加大制售假的源头治理。作为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对去年提案《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案》进行了深化。

朱征夫继续跟假货较劲儿，和他们的一次调研有关。调研发现，传统的打假手段已经无法遏制假货的猖獗。而假货根源不除，供给侧改革无法放开手脚。

2018年2月，两名广东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和两名全国政协委员前往广州市白云区解放北路的皮具城。2016年，这处经营了15年的市场曾以“广州白云区皮革市场”的名字，被列入美国贸易办公室发布的“恶名市场”名单。

下车点距离白云皮具城尚有数百米，几名游荡的“拉客仔”很快盯上了朱征夫和他身边的“儿子”；全国人大代表卢馨假扮的“夫人”也在简单对话后，被引入了皮具城写字楼的5层到11层区域。

这里藏着真正的“大生意”——经过四五道眼神手势“把关”后，朱征夫和卢馨等人看到整面墙摆放的假冒LV、GUCCI、Coach等国际名牌箱包，其正品专柜价格数千至上万元，这里只需要100至800元。

朱征夫还见证了一笔“国际交易”：几名外国人，在翻译的带领下结完账，将包包装在黑色袋子里直接背走。

朱征夫没想到，假皮具就这样在公众眼皮子底下公然销售，他用“惊心动魄”形容假货产业给他带来的震撼。

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他将再次提交《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的提案》。与他同行的另外3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同样表示，假货不彻底打击，将成供给侧改革掣肘。

事实上，社会对于打击假货的呼声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过去少数的“打假斗士”，到现在全民对假货喊打，消费者对于假货害处的认识，随着消费升级而更加明晰。

“各界人士像治理酒驾一样对打假逐渐形成共识了，最后结果却不是大家预期的，这是什么原因？”阿里巴巴副总裁孙军工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由于线下假货生产源头仍未根除，许多制假售假犯罪链条和网络依然活动猖獗，甚至形成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假货产业带。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事实上，有关部门对打击假货从未放松，但现行相关法律或者执法、司法现行实践和标准，已难以适应打击此类犯罪迅猛发展的现实需要。制售假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绝大多数制售假处罚难以达到“让售假者痛”的治理效果。“违法犯罪分子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是对这一现状的无奈写照。

去年9月，西部某省公安机关在阿里大数据协助下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调味品案，警方跨多省缴获数十万袋假冒调味品。

主犯师某之前在一家正规调味品厂从事打假工作，曾配合当地警方打击过假冒该品牌调味品的制售窝点。在高额利润诱惑下，师某转而制假，2006年、2011年，其两次因参与制售假被公安机关刑拘，均被取保候审，直至2017年因制售假“三进宫”。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制售假违法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在现实中，制售假分子为逃避打击，会有意识地将犯罪链条分解到多个环节多个平台，刻意造成制售假者与涉假商品之间物理分离，使得案件侦办难度和时间都大幅升高，证据之间相互印证难度加大。

相对执法成本的高昂，制售假违法犯罪的成本明显更低。

分析63份制售假犯罪的判决书发现，共判决的129人中，判缓期执行的104人，缓刑比例为81%。2016年，根据对当年能够公开抽取到的判决书的分析，其缓刑率为79%。2017年缓刑率比2016年高2个百分点。

借助互联网的隐蔽性，制假售假的职业化程度提升、产业分工更明确、犯罪产业链更加分散，都给查处带来难度。因此，“唯数额论”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复杂的线上销售和线下制假过程中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对于电子证据的认定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导致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非常困难，线上销售的违法收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较难认定，以至于制售假犯罪分子往往得以逃脱应有制裁。

2017年1月，阿里巴巴大数据打假联盟成立，这是全球首个“大数据打假联盟”，致力于依托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让打假更有力、更高效、更透明。大数据打假联盟成立后，阿里巴巴联合权利人开始向售假分子宣战。2017年， 阿里巴巴作为平台发起中国第一例针对售假卖家的民事诉讼。

淘宝网以违背合同约定、侵犯商誉为诉由，通过民事诉讼对多个平台售假商家持续追偿，胜诉也上诉，坚决不调解。截至目前，阿里巴巴已向法院提起诉讼12起，全获立案，一审宣判2起。其中，淘宝网起诉商家姚某出售假冒玛氏猫粮的“全国首例电商平台诉售假店铺案”胜诉，获赔12万元。目前该案入选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入围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开展的“2017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评选活动。

目前，联盟已有宝洁、路易威登、玛氏、阿迪达斯、苏泊尔、小米等全球30个知名品牌权利人入盟；2017年4月，大数据打假联盟发布《联合公报》，明确提出共建一个全球24小时无时差打假共同体；2017年9月，大数据打假联盟成立咨询委员会，作为联盟“智囊团”为“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提供思路与解决方案。

互联网对接实体经济 打假成为“中国智造”

朱征夫说，假货不是在有了互联网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在我们国家有贸易文字记载时就开始了，只不过，互联网让假货拥有快速的普及率、高覆盖率和传播性，使得线下的假货问题在网上显得更加猖獗。我们应该全方位考量假货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治理带来的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只有这样认识假货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基础的元素，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大数据无疑有机会为实体经济注射互联网的打假“疫苗”。现在，商业大脑、假货甄别模型、图像识别算法、语义识别算法、商品知识库、实时拦截体系、生物实人认证、大数据抽检模型等大数据方法，让打假有了新手段。

例如，一个强大的商品大脑可对平台上近20亿种商品进行识别，通过学习外部信息，发现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并进行判断、处理；图像识别算法则可每日识别商品图片约6亿张，其中OCR识别(文字识别)每秒能扫描图片文字23546287个，相当于501本《康熙字典》，识别准确率达97.6%，而语义识别算法则根据OCR识别出的文字，对文字背后的真实语义作分析和判断。

借助这些技术，2017年，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消费者因怀疑买到假货而发起的退款比率为0.0149%，较前一年下降 29%。换句话说,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打假也成为“中国智造”，走出国门。

2017年，阿里巴巴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与权利人展开沟通，加强合作。2017年8月和11月，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团队分别在纽约、日内瓦和米兰举办了3场国际权利人大会，与超过300名的国际权利人代表直接对话，分享阿里巴巴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新技术、新动向与新项目，并展开数十场一对一的品牌方和代理人交流会，详细解答权利人代表在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上的问题，帮助权利人保护合法权益、解决问题。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科研院公共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的制假贩假不是在收敛而是在加快。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互联网平台要和实体经济对接。

“从目前来看，工业制造和农业生产，这两大问题应该是未来互联网覆盖的一个大方向。”文宗瑜说。

实习生 尹心航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晨赫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3月13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