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并非第一个参与扶贫的人，却很可能是当下这批“扶贫大军”中，第一个招收农民学员并亲自授课的院士。

这个秋天，他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张罗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导班”开班了。首期240名学员均是来自当地十几个乡镇的农民，在班上，这些学员不学英语，不学“种子从哪里来”“苗如何培育出来”，而是将大部分时间用来跟院士一起下地，学习“马铃薯究竟该怎么种”“畜禽究竟该怎么养”。

不少人听后第一反应是“诧异”：院士还能比农民更懂得种地？或者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要院士来教怎么种地吗？

这位“农民院士”却说：“做院士也好，做教授也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农民，会种庄稼的农民”。

少讲些道理给人听，多拿些成果给人看

澜沧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这里夏天“隔天就下雨”，人均耕地近6亩，无论是热量、水源、降雨，还是土地条件，都堪称“优越”，以至于朱有勇感慨“以这样的自然资源，这里本不该穷！”

但另一个情况是，当地的拉祜族是“直过民族”，即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少农民长期靠天吃饭，只种了少量的玉米、水稻和甘蔗，冬天基本撂荒，全县49.7万人口中还有13.93万人没有脱贫。

朱有勇来了，而且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一起来，手里还拎着两样东西——一样是“能转化到土地里”的科研成果，另一样是文化和技能。“扶贫先扶智”，“我们要手把手教农民朋友，‘把地种起来’‘不浪费任何一亩地’”。

不过，当朱有勇第一次把“冬季能种马铃薯”的消息带到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时，蒿枝坝村不少村民都摇头：“冬季种洋芋？不敢相信！”

这其中就包括村民李扎袜，按照他的说法，以前村里从未在冬天种过马铃薯，再说，冬天种了，卖给谁？

朱有勇心里有一个主意：澜沧县地处亚热带，“冬无严寒”，避开降雨导致的病害多发期，种植冬早蔬菜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但这些道理很难和“相信经验”的农民说清楚。

他选择用事实说话。在当地政府和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委会的支持下，朱有勇发起了100亩冬季马铃薯示范种植项目。

其实，对当地农民来说，冬马铃薯是在冬闲的土地种植，不影响其他季节作物的种植，一旦产生收入，就是“净赚”。冬季马铃薯的也销路不必发愁，按照朱有勇的说法，冬季马铃薯在十一二月播种，翌年三四月收获，有了这个“时间差”，澜沧县就可以成为全国最早上市的鲜薯产区之一，不愁没销路。

“朱有勇”这块牌子吸引了不少蔬菜批发商的目光，他们总是打听这位“大院士”的行踪，看看他在哪里搞试验田，哪里能出新产品，哪个产品又能成为蔬菜领域的“爆款”。

河南信阳农民陈万伍就是其中一位。他常年在北京新发地做蔬菜批发生意，如今他基本“承包”了澜沧县冬马铃薯的销路。

村民刘扎丕用3亩土地“入股”种植冬季马铃薯，成了这个示范项目的参与者，如今，他的收获是“增收近万元”——这相当于他家此前一年的收入。

刘扎丕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马铃薯”，他们在其他季节也多少种过一些马铃薯，但“也就鸡蛋大小”，如今最大的足有两公斤重。

朱有勇说，“这一仗”下来，可以用3个数字来总结：亩产达到3吨，地头的收购价一公斤3元，平均每亩收入9000元。其直接结果是，十几户农民脱了贫。

“农民院士”的名声，算是传开了。

今年冬天还没到，已经有村民排着队，嚷着要加入示范种植项目。

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说，过去一年多来，朱有勇先后14次到蒿枝坝村，大半时间是在村里度过的。在村里，朱有勇和农民“谈天说地”，“教授种植方法”的村民活动室，如今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科技小院”。

扶贫不只是所谓的“奉献”，还能带来科研产出

当然，朱有勇并不是一个人做这些事，他把自己的科研团队带进了“扶贫大军”。

4年前，当年轻的女博士魏薇跟着导师朱有勇奔波五六个小时，放下行李直奔田间地头时，她有些困惑：“怎么刚开始博士生涯，就先整起了土地？”

朱有勇不仅懂农民，也懂自己身边的这些科研人员：“他们还年轻，如果来扶贫，只是所谓的讲‘奉献’，对他们的科研工作和未来前景没有帮助，谁有动力来呢？”

走进澜沧县思茅松林，一种名为三七的大宗中药材品种，正在这里生长。中国工程院派驻澜沧县竹塘乡挂职副乡长毛如志博士说，一旦实现大面积的有机种植，预计每亩产量可达50公斤至80公斤，村民每亩林三七可收入5万元至15万元。

然而，种三七有个难题，即种完一茬后，十几年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种植三七，农业上称这种现象为“连作障碍”。按照朱有勇的说法，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不停地探索解决“连作障碍”的方法，但收效甚微。如今，他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借助思茅松林下自然环境，攻克了三七育苗“连作障碍”的最后难关。

“解决了这些问题，于科研人员是巨大的科研产出，对农民也是巨大的经济收益，何乐而不为？”朱有勇说。

事实上，他自己的“成名之作”也来自土地。

有一次，朱有勇出差，途经云南省石屏县境内，路边田野里的奇异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些稻田出现了“稻瘟病”，而另一些间栽了高矮不同两种水稻的田里，患“稻瘟病”的现象则很轻微。“这其中的门道，是否跟农民有意无意栽两种不同水稻有关？”

朱有勇开始了试验，在试验田分小区试验，按照不同的间栽方式、间栽组合进行种植。这种看似古朴的种植方法，却有着重大的科研价值。

2000年，朱有勇团队的成果《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研究》，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国际知名期刊《自然》杂志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植保界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这项成果被评为2000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之首。

这就是朱有勇教授团队找到的控制病虫害的机理：“物种之间都是相克相生的，我们就找一个它们之间的相互规律，合理地去配置它。”

他说：“我们的成果来源于农民，也要回馈给农民。”为了让农民搞明白，他专门编了12字的顺口溜：天拉长、地拉宽、站好队、换好位。也就是说，要改变播种节令，打破传统的农业结构；以前都是散种，现在排好队，科学地排列行距和株距；今年这里种这样，明年就种另外一种作物，利用植物间的相克相生减少病害，达到稳产、优产、高产。

“能帮农民兄弟解决问题，还能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叫幸福”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导班”的招生现场，朱有勇总会向面试的农民提一个问题：会唱拉祜族的歌曲吗？如果对方回答“不会”，朱有勇则建议他“回去学一学”。

这在朱有勇看来很重要，“我不是教书呆子”，他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与农民、农村天然的有机结合，知道农民想要什么，大家一起搞生产，自然要快快乐乐地搞！”

朱有勇原本就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农民，年轻时当过生产队长。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他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一辈子从事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

这样的经历用他的话说，先是“逃离”农村——农村太苦了，很多人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阴差阳错学了农业，最终又回到农村，成了一个“更会种地”的农民。

当被问及怎么看“农民教授”这一称号时，他说：“做教授还能跟农民结合起来，解决农业上的问题，还能跟我们农民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跟农民一起抽烟筒，我觉得这是挺幸福的事情。”

刚开始，村里的农民对这位来自大学的院士“敬而远之”，如今，见了他就亲近地叫“朱院士”，说他是一个农田里的庄稼好手。

今年夏天，云南农业大学科技处处长杨生超跟着朱有勇来村里调研，他亲眼见证了晚餐后村民拉着朱有勇，不愿他走的情景：三两个村民拉着朱有勇的手，十来个村民在外面围着，还有几十个村民跟在后面，有的手里还端着酒，一起唱着当地的民族歌曲《实在舍不得》——“你留下那情像火塘燃烧着，还有好多酒没喝，最怕就是要分开，要多难过有多难过……”

杨生超把这个情景拍了下来，视频至今还存在自己的手机里。有时，他会翻出来看看，提醒自己：“一位科学家，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值了！”

朱有勇的学生郭文峰至今记得一个细节，当他和同学一起问朱有勇：“老师，您印象里有没有让人感动的一件事？”

朱有勇沉思了一会说：“一次又累又饿的时候，一个农民给了我一桶土豆，我吃得很饱。”

在郭文峰的记忆里，朱有勇说这句话时，情绪很平淡，却如此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