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然》（Nature）杂志在中国学界有着神话般的地位，在它上面发文章，不仅意味着荣誉，还对升等、评选大有帮助。但大热的背后，其实很多人对这本杂志并不了解，对它的印象也是刻板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穆蕴秋从2013年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持续联名发表关于《自然》杂志的实证研究，目前已有四篇见刊，第五篇即将面世，这些论文刷新了我们对《自然》杂志的旧有认知。近期，部分研究成果结集为《Nature杂志与科幻百年》一书出版，借此机会，《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邀请江晓原教授谈谈《自然》这本“神话”般的杂志。
澎湃新闻：最初是什么推动你们开始对《自然》杂志做实证研究？
江晓原：其实，这本杂志只是我们选中的一个个案，一开始我们的本意并不是真的要研究它，我们当时是进行科幻的科学史研究。后来我们发现，《自然》与科幻之间有特殊的关系，就把目光转到这本杂志上。这一转就发现，在中国学界眼中那么“高大上”的《自然》，其实跟我们惯常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决定对它做实证研究，想看看它为什么在中国会有神话般的地位。这一研究，就涉及影响因子的问题。
因此，我们就打算形成一个系列：前两篇是想向读者强调《自然》杂志在文本上的多样性——科幻小说是最极端的非学术文本；前两篇热身结束，就要转到主题上去，所以后面几篇就是讨论影响因子这个游戏，指出影响因子的私人商业属性以及操弄影响因子的各种方法，还将研究一个发展中国家试图自救而最终失败的个案。实际上，我们在研究时也会涉及其他类似的杂志，比如《科学》《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但《自然》是最出名的，影响也最大。
澎湃新闻：《自然》杂志创办于1869年，当时的创刊背景和目的为何？
江晓原：十九世纪时，英国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团体“Ｘ俱乐部（X Club）”，由赫胥黎等九人组成，除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外，其余八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正是他们创办了《自然》杂志，而且最初是试图模仿《美国科学人》（创刊于1845年）。《自然》的创刊语正是赫胥黎写的，他引用了歌德的《自然》诗篇作为创刊语，并表示：对“旨在呈现人们对大自然各种表象的理解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过程”的这本《自然》杂志而言，没有任何比它更合适的前言了。
在创办初期，他们致力于传播科学的最新进展，宗旨是“将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重大成果呈现给公众”，完全是是科普性质的。《自然》杂志现任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在《〈自然〉百年科学经典》的中文版前言中说得非常清楚：“在《自然》初创的前几十年里，它更像是一份‘科学新闻’，在报道新颖研究和学术会议的同时，也报道了至少同样多的杂谈、传闻和奇闻轶事。”
澎湃新闻：一般来说，创刊初期的主编对杂志的风格有很大的影响。《自然》杂志的最初几任主编是什么情况？
江晓原：创刊之年，著名天文学家诺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1835-1920）成为第一任主编，并任职达五十年之久。他在欧洲天文学界的名头主要来自一项成就：1868年，他通过分析日珥光谱推断出存在一种新元素“氦”——法国物理学家朱利叶斯·詹森（Jules Janssen，1824-1907）几乎同时得出相同的结论。除了专职进行太阳物理学的前沿研究，晚年时他还对科学史萌生浓厚兴趣，在《自然》上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在他主编的时代，内容上是百花齐放的，书评、影评、小说等等都有。
在洛克耶之后，格里高利（Richard Gregory，1864-1952）于1919年就任《自然》杂志的第二任主编，一直做到1939年，对杂志的国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澎湃新闻：从创刊以来，它在内容编排和栏目设置上有哪些变化？
江晓原：如果我们用“学术”文本和“大众”文本的数量比例来衡量，它从1869年创刊至今，栏目设定经历过三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创刊至1930年代，它只发表极少数量的“论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它确实是一份忠实履行其创刊宗旨的大众科学期刊：将科学成果和科学的重要发现以通俗形式呈现给公众；促使公众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对科学达到更普遍的了解；也为科学人士提供一个定期相互了解、交流各自工作成果的平台。
第二阶段，1940年代起，它开始增加学术文本的数量，1960年代的大约十年，是它发表学术文章数量最多的阶段，单期上“论文”和“通信”多达六十篇不止。这一阶段它如此加强“学术性”建设，很可能是为了获得学界对其“学术身份”的认可。
第三阶段，从美国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习惯简称ISI）发起影响因子游戏的1970年代起，它开始逐渐削减学术文章数量，从每年一千篇左右减少至现今每年八百余篇，影响因子明显提升。
所以，事实上，《自然》创刊至今，从来就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科学”，它一直在刊登许多并不那么“学术”的东西。《自然》如今共设置十八个栏目，但只在“来信（Letters）”和“论文（Articles）”两个栏目上刊登论文，前者比较简要，是对某一原始科研成果的初步介绍，后者篇幅稍长，是对某一项研究工作更全面的介绍。《自然》杂志在中国获得神话般的地位和声誉，被许多学界人士视为“国际顶级科学杂志”，很大程度上只是得自这两个栏目的印象。
总体上来说，在栏目和内容上，变化不是很大，但有时候会随着主编和时代的变化做些微调。同时，现在它在世界上发行多种版本，内容上略有不同，允许有一定比例的本土化内容。我曾经比较过它的日文版和英文版，内容上有差异。
澎湃新闻：刚才您谈的第二阶段说到它在学术性方面的加强，那它在西方学界的眼中经历了怎样的形象变迁？
江晓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的经历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一生著述甚丰，除了科幻，在其他领域涉猎也相当广泛，生前身后有多种精选集流传世面，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多不胜数。同时，他与《自然》之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且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据穆蕴秋博士的研究，《自然》杂志上先后发表过：威尔斯的署名文章二十六篇，关于威尔斯作品的评论文章三十六篇，与威尔斯相关的文章十七篇——这样的发文数量在《自然》杂志的出版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但据威尔斯的好友斯诺（C.P.Snow，1905-1985）回忆，威尔斯还有一个心愿未了，那就是进入英国皇家学会，被学界认可。为此，年过七十的他还向伦敦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并获得学位——《自然》杂志后来还刊登了这篇论文的节选。还有一些科学界人士也帮忙呼吁，但都无济于事。1936年，威尔斯被推举为英国科学促进会教育科学分会主席，但他仍然满怀失望，认为自己从未被科学团体真正接纳。1966年，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举办威尔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斯诺提到的皇家学会拒绝威尔斯的理由是：“皇家学会当前只接受从事科学研究或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人士为会员。威尔斯是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并不符合可以为他破例的条件。”
可见，他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并没有被英国皇家学会看作“科学研究或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成果。换言之，威尔斯并没有因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这些文章获得“科学人士”的资格。所以，被《自然》杂志“宠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威尔斯，却始终未能获得英国主流科学共同体的接纳，这只能证明，至少在威尔斯生活的年代，《自然》在英国学界眼中还只是一份普通的大众科学读物，正宗的学术刊物还是学会办的各类杂志。说到底，威尔斯的遭遇只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种看法的普遍性：在科普杂志上发表文章，无论数量、质量和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的程度，都完全不会有助于提升作者在科学界的学术声誉。
后来随着影响因子游戏进入学术和大众视野，《自然》的影响因子逐步高升，声誉渐隆。其实，在影响因子游戏刚刚开始的1974年，它的影响因子只有四，排第三十八位。而这个游戏的创办人加菲尔德鼓吹影响因子的文章就是发表在《自然》上，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很微妙。
说起来，在目前的影响因子排行榜上，前二十名中，英刊居十家（其中八家是《自然》杂志及其子刊），美刊居九家，仅一家为德国刊物。法、德等国的刊物还是跟中国的学术刊物一样，就是纯粹的学术文章。
澎湃新闻：说到科幻小说，作为一本科学杂志，它是如何对待科幻话题的？
江晓原：其实，在创刊初期，前两任主编就很关注科幻：第一任主编洛克耶与威尔斯关系很好，一直在《自然》上发表后者的作品，自己也给科幻作品写书评；第二任主编格里高利先后为四部科幻小说写过书评，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大量反思科学技术的文章。
从1999年起，它新辟了一个名为“未来（futures）”的栏目，专门刊登“完全原创”、八百五十字至九百五十字之间的“优秀科幻作品”。为此，它还发表了一篇社论：
科幻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还具有除了娱乐之外的其它功能。作者通过它，不仅可以表达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还可以表达他们对当下的关注。而且，比起科学家，科幻作家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和传达技术的改变会对人们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专栏开设初期，它就得到了科幻界很大程度的接纳，很多文章入选美国“年度最佳科幻”，与不少老牌科幻杂志不相上下。这与它“顶级科学杂志”的头衔有直接关系。按照通常的看法，科幻一般被当作一种和科学有关的文学类型，但事实上，它在文学领域一直处于边缘，从未成为主流，相比科学更是大大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情形下，《自然》杂志开设科幻专栏，对科幻人士无疑是一种鼓舞，他们很愿意向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科幻尽管未能进入文学主流，却得到了科学界的高调接纳。
综合来看，专栏上的科幻作品，几乎涉及所有常见的科幻主题：太空探索、时空旅行、多世界、克隆技术、全球变暖、人工智能等等，也关注对科幻片的影评，此外还有对科幻作品的述评，对科幻作家的访谈，对科幻活动的参与和关注。
从“未来”专栏的征稿条件来看，《自然》最重视科幻的“预见功能”，即认为科幻能够预言某些具体的科学进展或成就，它要求“来稿风格最好是‘硬科幻’（和科学直接有关的），而不是纯粹的幻想、意识流或恐怖小说”。所谓“硬科幻”，通常以当下的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依据，并对想象中的科学技术细节有较为详细的描写，这类作品追求的主要旨趣，就在于展现其“预见功能”，而比较小说中幻想的某些技术性细节与后来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吻合，也就成了衡量“硬科幻”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澎湃新闻：一般而言，学术期刊普遍实行匿名审稿制，那《自然》杂志是如何处理投稿的？
江晓原：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一般来说，首先是一定有编委会；其次，发表的任何一篇论文都必须由同行匿名审稿；最后，一篇文章是否发表，既不是主编也不是编辑部的什么人能说了算的，而是取决于审稿专家的意见，最终由编委会决定。这样的刊物是学术公器。
但《自然》杂志现任主编坎贝尔2014年在接受果壳网的采访时，对中国读者有过一段非常坦率的表白，对我们理解《自然》杂志的性质非常有帮助：
我们所做的就是发表我们认为有意义的论文。我们从不设编辑委员会，我们有同行评议人帮助我们，我们的编辑一直是选定文章和做最终决定的人，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拜访实验室、阅读论文，掌握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况。自然集团的所有期刊都这样。
由此可见，《自然》杂志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刊物——因为它既不实行学术同行的匿名审稿制度，也没有编委会。从本质上说，《自然》并非学术公器。从文章层次上来看，它和上海的《自然》（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与《科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非常相似，而这两个刊物在国内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科普杂志”（尽管它们从不刊登科幻小说和影评）。
2015年，《自然》杂志宣布，作者可以要求双盲审议，这正说明以前不存在双盲审议的制度；而且就算送审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编辑手里。《自然》的很多编辑都有博士学位，有科学背景，就像坎贝尔说的，他们会征求一些专家的意见，比如帮忙看看文章有没有硬伤等，但决定权并不在专家手里。我们可能认为作者都是希望审稿越宽松越好，其实，在他们那里，是作者对毙稿不满意，要求双盲审议来证明自己。
有些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议，最后被证明出问题了，《自然》也会撤稿。我们可能觉得撤稿很丢脸，但西方影响因子的“顶级玩家”不这么想——在我看来，它们倒是很喜欢刊登有争议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引用率高。反驳一次也会贡献一次影响因子，而且对影响因子的贡献不会因为撤稿而消除。
澎湃新闻：麦克米伦集团一直负责《自然》杂志的相关事务，能否稍作介绍？
江晓原：麦克米伦集团对各位主编是很信任的，上面说过第一任主编就做了五十年。刚开始时，《自然》杂志未必挣钱。但他们定下了一个方针：把《自然》办成时尚的、有广大读者的、享有学术声誉的、同时又能够有丰厚商业利润的杂志。
《自然》杂志在英国、美国、日本、中国四国印刷，每周四出版。在促销方面长期不遗余力，有多种手段，比如给科学家寄赠杂志，追踪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免费发放杂志，搞“读者服务卡”（就是优惠卡）、读者调查卡之类。经常强调和宣传的表明自己杂志如何优秀如何高端的“亮点”有：文章的SCI引用很多、影响因子很高、有许多大牌作者、发表过许多重要论文、编辑团队极其优秀、作者和读者的国际化程度很高、读者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拥有博士学位等等。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它在性质上不像我们国内的学术期刊，所以它是有广告的。但它在页码编排上比较有意思：广告是没有页码的，因此后期建成数据库或者在官方网站上公布过刊PDF时，都只有正式文章。当然，它也是有软文的，比如介绍某些科研项目或实验室，这些软文是有正常的页码的。与一般广告商不同，它的广告和软文的价格是不公开的，都是面议。
我最近去翻《自然》杂志，发现英文版的《自然》上面有很多中国学校的广告，就是拿它的权威性来背书，其实这些学校是面向中国招生，本身不一定有多好。
澎湃新闻：《自然》是何时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并成为“神话”的？
江晓原：在早期，虽然我没做过研究，但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不太知道这本杂志。从1990年代开始，《自然》杂志开始在中国大力营销自己。那时候我才是副研究员，也曾获赠杂志，杂志还往大家的邮箱里发每期的中文摘要。
后来因为影响因子游戏被引进国内，各类考评都以此作为条件之一，《自然》因为影响因子高，就被国人视为高端学术刊物，于是就拿国内高端学术刊物的样子去想象《自然》，许多人人云亦云地将《自然》敬奉若神，却没去好好翻一翻这本杂志本身。
而且，在《自然》上发文章很难，原因在于它是由编辑决定的；如果是学术刊物，你按学术套路去写，反而容易发表。相对于《自然》杂志的编辑趣味，学术刊物是更为规范化的。国内也是这样，有些著名刊物对文本的品位有很高要求，在上面发文章事实上比学术刊物更难。
澎湃新闻：那《自然》杂志的办刊模式对国内的刊物有没有借鉴意义？
江晓原：二十世纪初，中国科学社首任社长任鸿隽等人就在中国办过《科学》杂志。上边提到上海现在办的《科学》杂志，也是宣称承接了任鸿隽的传统。但任鸿隽时期的《科学》，并未能办成类似Nature或Science这样成功的刊物；现在的《科学》，被学界视为科普读物。其实，学术刊物和科普读物之间的争论，关键在于我们没有两栖刊物的观念，我们可能认为两栖是不好的。所以，一旦有人办了两栖刊物，它两边都不受待见，最后可能学界和市场都不认可。
但我认为，这种两栖的办刊模式是可以学的。国内的《读书》最像《自然》：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科界的Nature，它也没有编委会和双盲审稿制，稿子由编辑部决定；在上面发文章也很难；它也可以做广告；它刊登的不是纯粹的学术论文，而是中间状态的学术文章（讨论的是学术问题，但文本形式是大众的），它在国内人文社科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它还是CSSCI期刊。它的文本虽不是两栖化的，但中间状态文本本身就有两栖性质。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走出一条既享有学术声誉，又有市场的办刊路子的。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