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弗朗克斯 

■本报记者 陈彬

上世纪70年代，出于学校发展的考虑，有着近600年历史的欧洲著名高等学府——比利时鲁汶大学决定将一部分专业迁出，成立一座新的研究型大学，这就是比利时法语天主教鲁汶大学（以下简称新鲁汶大学）。

如此算来，新鲁汶大学成立的时间尚不足半个世纪。然而，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正是依托这座崭新的大学，却形成了比利时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科技园区——新鲁汶科技园。目前，该科技园仅入驻的科技企业就超过了250家。

就在2016年，随着我国在欧参与的首个科技园区——“中国—比利时科技园”在鲁汶科技园建成启动，这片与我们相隔万里的科技创新沃土，似乎离我们忽然变得不再遥远了。

不久前，专门赴上海参加“长三角—欧盟（比利时）创新合作研讨会”的新鲁汶大学副校长马克·弗朗克斯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就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为政府和企业提供连接通道

《中国科学报》：上世纪70年代，新鲁汶大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开始建设科技园的，您认为这种依托高校建成的科技园，其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马克·弗朗克斯：在新鲁汶大学建成之初，建设科技园的想法还属于一种比较创新的观念。要知道，当时的美国硅谷也只有几家企业而已，所以我们当时并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当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但也让我们少了很多思想上的束缚。

在当时的世界，通行的研究形式共分两种。一种是在政府资助下进行的研究，另一种则来自于企业研究部门的创新，这两者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交集。而科技园区在当时就为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提供了一个连接通道。在这方面，科技园区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而且这种案例并不仅限于一些小的发明，而是意味着一些很重大的改变。

《中国科学报》：您所说的重大改变是什么？

马克·弗朗克斯：比如，我的一个同事一直对粒子回旋加速器的相关设备很感兴趣。经过一番研究，他想到，如果把粒子加速器缩小，是否可以将其应用到医学领域，对患者进行诊断？最终，这位同事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并在科技园成立了公司。目前，该公司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癌症质子治疗解决方案提供商。

再比如，我的另一位同事是一位免疫学家。在研究中，他发现人体免疫系统可以识别体外细菌，但不能识别来自体内的细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体免疫系统无法识别癌症细胞。基于此发现，他提出一个假设，如果人体免疫系统能识别癌症细胞，就能抵抗癌症细胞，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该教授就此创造了一种人体免疫治疗法，通过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抵抗癌症细胞。目前，他的企业发展得很好。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依托高校而建成的科技园区，可以最快速地将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并迅速投入市场，这也是高校科技园区最大的优势所在。

企业应负社会责任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大学与科技园区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有几种形式？

马克·弗朗克斯：与100多年前大学和企业“分治”不同，目前企业和大学的合作日益频繁，而且这种合作是会产生双赢局面的。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源于大学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变成产品。而与此同时，有些企业也会有很好的研究设备和充足的经费，它们产生的一些科研成果，也能“反哺”大学，供其进行合作研究。

当然，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并不仅仅限于产品和科研方面，因为企业也可以充当大学教学基地。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可以在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来到企业进行实践。在这里，他们能够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在他们返回学校后，也能够更好地接受纯理论知识。

校企之间还有一种合作，那就是在某些教学领域，尤其是某些细分化的领域，学校没有相关的专业教学资源，而这种资源往往存在于企业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人员也可以走入大学，给学生进行相关的辅导。

《中国科学报》：在中国，也存在您提到的这些校企合作方式，但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困难，比如企业因为怕影响生产而不愿意接收学生来此实践，企业人员也不愿意到高校从事教学。在比利时会有这些现象吗？

马克·弗朗克斯：在比利时并不存在这种现象。企业研究人员去学校讲课会被认为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因为教师是一份很受尊敬的职业。而且在比利时，顶尖的科研人员往往会受到多家企业的争抢，延揽他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大多数企业都非常注重人才招聘和人才培养计划。他们很希望优秀学生在没毕业的时候就来到企业，让他们了解企业在做什么，从而慢慢培养他们对企业的感情。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哪里？

马克·弗朗克斯：我觉得有可能是企业间的心态不同。在比利时，企业普遍认为自己是有社会责任的，做这些投资虽然在短期内不一定有回报，但长期来看，社会公众会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产生认同感，这对企业形成长期的社会公信力是大有裨益的。

作为企业，赚钱当然是第一要务，但社会责任也是很重要的。在新鲁汶大学，我们管理学院就有硕士生专门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研修。在我们看来，企业不仅要对环境污染、可持续性发展等内容给予关注，更要做对全人类的发展长期有好处的事情。

“硅谷”经验不能硬搬

《中国科学报》：2016年，“中国—比利时科技园”在鲁汶科技园建成启动。在您看来，这对于中比两国企业和高校的交往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马克·弗朗克斯：对于中国和比利时，乃至整个欧洲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进入彼此市场的窗口。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此同时，欧洲企业也很欣赏中国的市场，它们想进入这个市场，但没有渠道，然而通过中比科技园，它们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当然，正如您所说，中比科技园作为中欧、中比双方交流的一大平台，其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商业。我们还在科研上进行共同研发、技术转移，这对于提升中比两国的科研实力也是有好处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大学致力于依托自身实力，能够在学校周边建立一个高技术集群。甚至有大学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的“斯坦福”。对于怀有此种梦想的高校，您有何建议？

马克·弗朗克斯：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一种做法。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学要做到“西学东用”，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要有选择地汲取。

举个简单的例子，虽然欧洲和美国社会的相似性要远大于中美之间的相似性，但我们依然不敢将硅谷的整个系统搬到欧洲去。这是因为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创业问题上的心态并不相同，尤其是对待财务问题。美国人对财务风险的态度更加开放，而欧洲人则相对谨慎，这一点不同，就足以造成硅谷体系在欧洲的失败。

我并不知道美国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在中国取得成功，但中国大学在引进这些经验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其成功的核心在哪里。如此，中国大学的科技园区建设很可能会成功。但如果仅仅是简单地复制粘贴，是很难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硅谷”的。